2023年“文明的冲突”之中的价值观差异与利益的取舍.doc

“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之中的价值观差异与利之中的价值观差异与利益的取舍益的取舍 摘要价值观分歧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国与国之间来说也是如此。但上帝的国度明显不是民主的国度,在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的诞生地,上述价值观均有其深厚的底蕴,唯独西方为其添加了重要的成分:人权、法治、民主。关键词价值观 利益 文明 冲突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290-01 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引起激烈的争论 1993 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被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是自1947 年乔治凯南苏联行动的根源出笼以來,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响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在这本书里亨廷顿认为,冷战期间人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二、价值观差异与利益的取舍间产生所谓“文明的冲突”不管亨廷顿承认与否,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客观上的确产生了某种煽动效应。尤其是2001 年的“911”事件发生后,“文明的冲突”这个术语在西方报刊的评论版和电视政论节目中密集出现,亨廷顿似乎成了新世纪的预言家,他的理论不仅被用以解读美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这一事件本身,也被用以重新定义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被拿来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做辩护。亨廷顿本人也因此被遭到了更多的批评。第一,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为什么存在争议?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群文化上的最高层的组合,是人们拥有的除了那种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认同的文化认同的最广泛的水平”。实际上他在谈论文明的冲突时,文明这一概念包括三大要素:一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这是文明的原义;二是文明的主体人,即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人群;三是人和文化的载体区域。基于这种理解,亨廷顿把当代世界划分为 8 个文明,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第二,文明间到底有没有冲突?是文明间必然冲突还是价值取向导致冲突?亨廷顿认为国家间的重大分界线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没有揭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事实上,国际政治首先表现为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权力优势而进行的相互配合或相互敌对乃至冲突的形态。美国之所以两次出兵伊拉克,并不是要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带到巴格达,本质的原因在于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两者有很多的共同点,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日本应该和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而事实却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致力于“脱亚入欧”,直至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究其原因,还是日本从自身的经济、安全利益出发所采取的措施,与文明无关。第三,价值观的差异与利益取向的权衡孰轻孰重?是舍价值观而取利益还是在捍卫既得利益的同时在价值观上求同?这个问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美国和欧洲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后推行的对华政策。在“价值观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她接见达赖、批评中国人权等举动,都对中德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默克尔的一系列做法使得中德关系跌落至低谷,但她本人在最初似乎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在国会发言时,默克尔坚持认为,“人权政策和追求经济利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决不能让它们相互矛盾。”可以说,在这场“价值观外交”的闹剧里中国和西方国家出现的是双输的局面,但冷静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三、对“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反思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实际上东西方的价值观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客观现实下,西方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的取舍平衡面前不得不反复掂量,就此国内许多学者认为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可靠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中国外交的底气更足了,目前中国与西方外交上的成功应该归功于“经济外交”。诚然,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中国的崛起本身有着天然的联系,但经济上的成功与利益的压力是否就否定价值观的差异呢?依笔者看来未必如此。尽管在中德“价值观外交”风波后期默克尔的话听起来似乎有所缓和,但她的对华态度并没有出现根本调整。毕竟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外交一直是德国外交的两块基石,德国也一直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只是不同领导人的侧重点不同、方式不一样而已。鉴于此,笔者认为国内学界和外交界应该反思目前中国与西方在这些方面的摩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价值观方面中方与西方客观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在解决这些价值观分歧方面我们必须寻求中欧互动。对于中国来说,要加强国际公关,用欧洲人听得懂的方式沟通,而并不是各说各话。现在由民间学术机构发动的“中欧论坛”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途径,双方努力从中欧两种古老文明的高度来思考中欧关系,探讨中国崛起究竟会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样的民间对话很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