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巨子”张季鸾_周利成.pdf

名人一瞥75百年潮1941 年 9 月 6 日，大公报主笔、报界宗师张季鸾在重庆病逝，重庆、陕西、天津、广西等地新闻界相继举行公祭，毛泽东、周恩来分致唁电，蒋介石亲往吊唁。此后数年中，香港、桂林、重庆、天津的 大公报，上海的 申报新闻报东方日报，重庆的 中央日报益世报等报刊，发表于右任、陈布雷、张申府、胡政之、王芸生、许君远等数十名社会名流的百余篇文章，记述了张季鸾曲折而传奇的一生。投身报业 两次被捕1935 年第 12 卷第 1 期国闻周报中张季鸾的归乡记、1941 年 9 月 8 日大公报中于右任的悼张季鸾先生两文，详记其生平事迹。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以字行，陕西榆林人，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亡后，随母扶柩返关中，师从咸阳大儒刘古愚，就读于烟霞草堂，“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报业巨子”张季鸾周利成张季鸾DOI:10.16624/ki.11-3844/d.2022.12.005762 0 2 2.12 Dec.策”。1905 年秋，官费留学日本，为陕籍最年轻留学生。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再升第一高等学堂，攻读政治经济学，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编辑 夏声 杂志，主编反满刊物 陕北，为其从事新闻事业的起点。1908 年，张季鸾回国，在关中高等学堂任教两年。1910 年 10 月，受老乡、同学于右任邀请来到沪上，担任 民立报编辑兼记者。1912 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于右任的举荐下，张季鸾出任临时政府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张季鸾从南京拍至上海民立报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著名报人徐铸成曾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同年 2 月，孙中山辞职北上，张季鸾回沪与于右任等人创办民立图书公司。1913 年初，张季鸾与友人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通信。因发表文章揭露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秘密大借款以镇压革命党人的罪行，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被逮捕后囚于军政执法处监狱三个月。后经友人康心孚等人多方活动，始于双十节后一日出狱，“北方天已寒冽，先生则衣纱大褂出狱，怡然还自己之天地间”。1938 年 10 月 11日为张出狱 25 周年纪念日，于右任与张在汉口置酒为祝，于作双调折桂令为念：“危哉季子当年，洒泪桃源，不避艰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谈袁家黑狱辛酸！到于今大战方酣，大笔增援。廿五周同君在此，纪念今天，庆祝明天。”获释后，张季鸾潜回上海，撰写铁窗百日记，刊于雅言月刊。此后，应留日同学胡政之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兼任翻译、编辑、采访、撰述等工作。1915 年，他与友人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继续撰文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6 年袁世凯死后，他重回北京，主持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通信，撰文揭露段祺瑞以参加世界大战为名与日方秘密勾结的行径，再被执政府秘书长徐树铮下令逮捕，羁押半年，始获自由。此后，张季鸾在上海、北京、天津各报社之间往来奔走，鬻文为生。直到1926 年，在天津与胡政之、吴达诠接办大公报。“三驾马车”接办大公报1946 年 9 月 6 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追念张季鸾先生一文，回顾了他与张季鸾、吴达诠共同复刊 大公报的过往。大公报创刊于 1902 年，创办人为晚清名宿英敛之，社址设于天津旧法租界。该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以“敢言”有声于时。辛亥革命后，英敛之积劳成疾，报务几近废弛。1916 年，王郅隆收购该百年潮77报，胡政之任主笔，稍加整顿，略有起色。1919 年，胡政之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回国后辞去报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遇难，继任者不得其人，大公报遂于 1925 年 11 月27 日宣布停刊。1926 年夏，胡政之与张季鸾同旅津门。胡时办国闻通讯社，张适无事。二人常偕过日租界旭街大公报社址，忆及当年，颇多感喟，遂经与银行家吴达诠协商，共同盘收复刊。吴任社长，胡任经理，张任主笔，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终由张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为准。吴出资五万元，胡、张二人以劳力取得股权，签约三年内三人皆不得另有俸给之公职。议既定，胡向旧股东购得产权，由王佩之出面召集旧工友，着手复业。1926 年 9 月 1 日，大公报正式复刊。大公报前已停刊达 10 个月，一切无异于新创，尤以广告极少，最初半年逐月赔累。当时，各家电影院、戏院概不肯在该报刊登广告，不得已，报社每晚派人至各院门首抄记戏目，义务刊载，历时数月，始能收费少许。长期广告仅有一两家银行、银楼，亦碍于吴之情面，每月每家收费不过二三十元。出人意料的是，扭转艰难处境的竟是报纸销路的迅速扩充。吴、胡、张三人初时预测，销量能在天津销3000份，在北平销2000份，共计5000份于愿已足，但在半年后即已达 6000 份。大公报创刊前五年，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多变，张季鸾除担任撰述外，并须随时出外采访。他撰写的社评根据版面可长可短，遇有重大事件而版面小时，更能文字凝练而又切中要害；遇有事件不大而版面有余时，他则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文字流畅，丝毫没有拖沓之感。在时局紧张时期，往往于深夜 2 时后才得北平电话随时抽换社评，另行撰稿。张季鸾虽体质虚弱，但能通宵工作，不厌不倦。依据北平胡政之吴达诠782 0 2 2.12 Dec.电话，深夜捉笔疾书，排字工人立前待稿，每写数百字辄付排版，续稿毕，前文已排竣。他再“自校自改，通篇完成，各分段落，一气呵成”。在编辑报纸时，常为题目一字之改，绕室徘徊半小时，重要社评则反复检讨，一字不苟。待报纸出版后，如发现排错一字，他便顿足慨叹，终日不欢。胡政之总结大公报的成功经验时称：“因由全体同人之努力，而吴张两与我精诚合作，尤有重大关系。”张季鸾的办报秘诀则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即不怕失败才能成功，从失败中获取成功，每个失败都是成功。吴达诠、胡政之、张季鸾合称大公报的“三巨头”“三驾马车”，他们的通力合作正是大公报走向辉煌的重要因素。三人皆为文人，均有个性。因此，合作之初，许多朋友都认为未必能够长久，但事实表明，他们配合默契，精诚友爱。在工作中，他们都能尊重彼此个性，更能发挥自己个性：吴长于计划，报社每有重大兴革，胡、张二人一定要征求他的意见；胡负责经营，吴、张绝对信赖，让胡事权统一，放手做事；张长于交际，思想与文字皆佳，吴、胡便尽量发挥他的能力，文字方面尊重他的权威。因此，五年后，大公报销量已达 5 万份，1936 年更突破10万份，从一份地方报纸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舆论重镇。1941 年 5 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荣誉奖章”，该奖章被公认为新闻行业最具声望的国际奖项之一。大公报素有“中国泰晤士报”之誉，常人心目中的大公报馆应该是巍巍洋房，屋宇轩昂。但大公报唯重精神、不重表面，天津馆址不过是一处普通楼房，会客室是一个用薄木板间隔、不满16 平米的小房间，室内除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别无长物。这间不起眼的小屋却招待过众多中外社会名流，因此，张季鸾曾自豪地说道：“大公报的会客室虽然因陋就简，连一个地方报馆的会客室都不如，可是，许多有富丽堂皇会客室的报馆，恐怕成年不会有名人巨子到那里坐一坐呢！”报馆办公条件虽则一般，但编辑部的藏书却最丰富，国内绝无第二家报社能出其右。这完全是张季鸾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复刊首日，大公报 即表明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刊主旨，成为中1941 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的荣誉奖章百年潮79国报人独立意识觉醒的一个里程碑。由张季鸾、胡政之执笔的社评更是大公报的金字招牌，既透彻时事，文笔犀利，又稳健明达，不温不火，让读者如同听围炉夜话，娓娓动人，听而忘倦。1927 年 12 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说过“结婚有利于革命”的话，转天张季鸾即在大公报上撰写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以嬉笑怒骂的文笔，对蒋讥讽嘲笑，给读者留下“大公报敢骂蒋介石”的深刻印象，一时传为佳话。1936 年冬，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史称“七君子案”。“七君子”被捕后解往苏州，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此案拖了半年，法院捏造罪状，拼凑出一份起诉书，由中央社发各报刊登。为此，“七君子”针锋相对，也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答辩状，但国民党当局不准各报发表。救国会派胡子婴找张季鸾要求在大公报上刊登。张季鸾此前听说“七君子”已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所谓答辩状不过做戏给大家看而已，所以一口回绝。胡子婴说：“国民党的诱降计谋，完全是痴心妄想，七君子不但不会悔过，而且正在狱中以不吃、不说、不写的三不对策与国民党抗争，答辩状如能发表，不正是给他们的迎头痛击吗？”张季鸾听罢此言，当即抄起电话通知编辑部：“答辩状明日见报，不必送审。”张季鸾违抗当局禁令的正义行动，换得了社会舆论对“七君子”的广泛支持。此后，张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陈说利害，劝其三思。7月31日，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把“七君子”无条件释放。1941 年 9 月 15 日新闻报所刊敬仲的张季鸾先生轶事一文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1931 年夏间，北京大学考试，胡适之所出历史考题中有几处错舛，作者遂撰文指出。但当时北平各报均托词恐惹学生麻烦，不予登载。作者乃寄稿给张季鸾，第二天即全文刊于天津大公报，张且复函作者称：“学术愈辩愈明，何所顾忌而遗此大文不录？”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记者范长江撰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这是一篇冲破国民党当局禁令的爆炸性报道，它像拨开重重迷雾的一道闪光，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即将团结奋起应战的希望。这篇报道轰动上海滩，传遍全中国。蒋介石看后勃然大怒，把张叫去狠骂了一顿。1941年9月7日，中央日报（重庆）所刊许君远敬悼张季鸾先生一文称，张季鸾永远能走在大众的前面，不反对“左”倾，不反对共产主义，即使在“剿共”时期，大公报也从未以“匪”字头衔加于任何人或任何军的头上。1948 年 7 月30 日东方日报中风伯的张季鸾遗事一文亦称，当年，国人要明了国内政事的得失以及国际问题，均以大公报的言论为准绳。因此，张的文章也成为最高当局的关注点，蒋介石时阅报纸只有两份，一是中央日报，二是大公报，其言论往往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而毛泽东曾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是大公报。802 0 2 2.12 Dec.“外和易而内刚正”“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采访所得，常可达到问题之症结。尤其生活兴趣极为广泛，无论任何场合，皆能参加深入。然而，中有所主，却又决不轻于动摇，生活看起来似乎很随便，而实际负责认真，决没有文人一般毛病。”这是胡政之眼中的张季鸾。而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悼张季鸾先生一文中则称：“季鸾先生为人和易可亲，潇洒自若，大公无争，淡泊有志，言论的委婉而不失为敢言，平实而常中肯綮。”陈布雷在中央日报刊发的追念张季鸾先生一文，回忆了他们的初交情形。1921 年，陈供职于商报，因某案与张主持的 中华日报 往复论辩七八次，陈的论据当时也没有压过张，但张却在报上刊了一篇短评道：“余在报界 10 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等讨论者正多，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彼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陈感佩张之雅度深情为中国新闻史上所仅见，与之成为挚友。许君远的敬悼张季鸾先生一文，既介绍了张季鸾平易近人的一面，也展现了他爱憎分明的个性。与任何人在一起，张都会让对方感到舒服，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大公报在香港出版时，许把一位同乡介绍给张，约好到同乡家吃饭。第一次见面，同乡觉得张名气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