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_温庆新.pdf

总第 期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温温庆庆新新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温庆新（），男，福建泉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摘 要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高频率使用“稗官小说”一词，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术语，这是序跋者基于目录学体系而总结的词汇，意图形成一种评价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序跋者提出通俗小说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征，以说明通俗小说合理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表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深受目录知识传统的制约，并影响了时人对通俗小说知识特征的概括与社会角色的评判。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批评价值，应透视明代文教背景及其知识结构对把握明人小说批评理念、概括明人小说观念及细化明人日常知识活动的权威作用，避免“以西律中”及“以今律古”的过度诠释。关键词 稗官小说；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目录学传统中图分类号.文章编号（）文献标识码 .一、引言 学界探讨明代小说观念及小说批评时，往往借鉴西方小说批评理论，分析明代小说序跋中明人有关小说的认识意见，关注小说序跋的教化功能与审美功能，强调蕴含其间的小说批评理论，乃至关注“心学”、实学等各类社会思潮对明人展开小说批评的影响。这种“以西律中”与“以今律古”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小说序跋的深度研究，也有助于比对中西小说观念的异同，自有可取之一面。然而，明代小说序跋的批评方式及其蕴含的批评理论，势必深受传统知识体系的制约。尤其是，目录学作为历代知识群体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总原则及文化传统，它对明代小说序跋的话语表达及知识意义设定，均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所涉猎的知识信息与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具有互补与相证的特点。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所涉及的目录知识传统，能够为明代书目何以如此著录的根本缘由提供分析的切入口。因此，分析明代小说序跋的批评观念及其知识意义时，就不能不涉及目录学知识传统的影响讨论。有鉴于此，本文“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以明代通俗小说序跋频繁使用的“稗官小说”等关键词为中心，细究目录学知识对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内容言说、表达方式及知识意义的规定范围。此举有助于还原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与知识结构对明人进行小说批评的本质影响；深入探讨明人的小说观念及其有关小说知识创新的推进方式，借此挖掘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方法范式，可为当下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提供有益参考。二、明代通俗小说序跋中的“稗官小说”表述 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中，序跋者对通俗小说的作者、内容、艺术、本事、思想及流传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诸多颇有创见的评判，展现了明代知识群体对通俗小说的又一认识视角。在此类评判意见中，仍然可见目录知识传统的影响，或者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话语习惯与知识源头。这种情况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序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明人序跋中，既有针对这两部小说艺术特征的分析，如写作笔法、情节设置、人物性格等，亦存在针对这两部小说的史实批评，尤其是集中探讨这两部小说所写与各类史书所载史实的关系。同时，其明人序跋亦涉及这两部小说的写作者、小说存在价值等方面的分析，以及这两部小说所写与其他文学样式（如戏曲、“说唱”文学等）同一题材的异同分析，关注这两部小说的流传与版刻信息、艺术特征与消遣娱乐的审美功用。研究视角、研究结论及价值均相对多样化。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所写与明代史书相关记载多有关联，如水浒传所写与王偁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脱脱等宋史等史书所载史实存在关联；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是对陈寿三国志等史书的演绎，因此，明代序跋者多认为，这两部小说实属“稗官小说”，并从稗官的角度加以演绎并推崇。比如，明人序跋多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属“稗说”中的上乘之流。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认为，此书“考诸国史”，而“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而此前的同类作品虽然“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故不足以令“观者有所进益”。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亦认为，此书所写“檃栝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故得出“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的结论。明人序跋亦认为，水浒传 属于“稗官小说”，可媲美于史书。所谓“天都外臣”水浒传叙（载万历间刊本）言：“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将水浒传当作“含哺击壤之遗”的“稗官小说”，并认为此书“发凡起例，不染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此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也。视之三国演义，雅俗相牵，有妨正史，固大不侔。而俗士偏赏之，坐暗无识耳。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张凤翼水浒传序则认为，“礼失而求诸野”，又说“论宋道，至徽宗，无足观矣”，故当“求诸野”；而水浒传所传能反映历史，能“称雄稗家”，故“宜矣”。又，大涤馀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认为：“正史不能摄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水浒传所写符合“忠义”思想，亦能正矜“人情”，故能为“稗说”之佳作。可见，明人小说序跋多数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带有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当作“稗官小说”的倾向。此类认可倾向首先认为，这两部小说承继了先秦“瞽者演说”“含哺击壤”的传统，具备了像诗经一样知晓“里巷歌谣之义”的功用与特征。当然，明人所言“稗官小说”的范围，不单单包括著录于“小说家类”的文言体小说，亦包括章回体式通俗小说。前者如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所言：然则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澹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仙盗贼，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绛纱；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此处提及的“稗官小说”，显然包括虞初志在内的文言体小说，并将其与“小说家之珍珠船”的知识特征相联系，尝试将所有“稗官小说”归入“经传子史”的知识体系中予以定性。后者除上引典例之外，罗懋登叙西洋记通俗演义亦言：“稗官野史谓何？此西洋记所由作。布帛菽粟谓何？此西洋记所由通俗演义。”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也称西汉通俗演义一书：“资读适意，较之稗官小说，此书未必无小补也。”此类将“通俗演义”与“稗官小说”并举的现象，反映出明人对通俗小说的流传意义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明代小说序跋者以为“通俗演义”作品是史官意志与史书撰写在民间层面的生动演绎 所谓“稗编小说，盖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户晓之”是也。其所强调亦以政教意图、征信价值为主导，代表了明代民间希冀通过历史演义小说的方式对历史“史实”进行解构并重新建构的评判意见。由此认识而延续的是对通俗小说“补史”价值的肯定，如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曾自言：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向为隋史遗文，盖以著秦国于微，更旁及其一时恩怨共事之人，为出其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壈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致胜之奇，摧坚陷阵之壮。凛凛生气，溢于毫楮，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已足纸贵一时。顾个中有慷慨足惊里耳，而不必谐于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袭传闻之陋，过于诬人；创妖艳之说，过于凭己；悉为更易。可仍则仍，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盖本意原以补史之遗，原不必与史背驰也。窃以润色附史之文，删削同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或于正史之意不无补云。所言“袭传闻之陋，过于诬人”云云，显然是对“道听途说”之类世俗认知的批评，意图通过构建“存其作者之初念”的传信之举而实现稗补“正史之意”。又如，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亦言：“小说者，正史之馀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等（原作昔，误）事，不列于史。穆天子 四公传 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睽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其明确指出，“小说”作为“正史之馀”，却不离“闾阎道之”的知识体系。由此看来，序跋者强调通俗小说“补史”的行为背后，仍旧是在目录知识传统的评价体系下，尝试进行一种文献价值或意义体系的文教重构。这种文教重构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从通俗小说可能存在的世俗化接受情形来反向构思相关小说的知识意义。于是，在通俗小说的序跋中，针对“愚夫愚妇”的训诫价值屡被高频度提及。熊大木“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序武穆王演义曾说：“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其所言“按通鉴纲目而取义”，是历史演义类通俗小说的典型成书方式，目的是进行通俗化的“演出辞话”，实现对“愚夫愚妇”的文治教化。而“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显然是在强调一种有所本的创作方式，而非无凭无依的“道听途说”。又，明人周之标在残唐五代史传叙中指出：“夫五代自有五代之史，附于残唐后者，野史非正史也。正史略，略则论之似难；野史详，详则论之反易。何也？略者犹存阙文之遗，而详者特小说而已。”此处强调“小说”所写是史书“阙文之遗”，就是从“四部”的知识体系来看待“小说”的书写内容及其知识特征。总之，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中，有很大的篇幅提及“稗官小说”，且提及“稗官小说”时，往往与目录学传统中的“小说家类”知识设定或“四部”中的“野史”“正史”等其他部类相勾连。“稗官小说”等词汇的使用，恰巧成为明代通俗小说序跋者进行小说批评的核心组织术语，是序跋者使用该类核心术语时对其所熟稔的知识分类体系的外化表达。此举促使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有关表达带有很深的目录知识传统，最终影响时人对通俗小说知识特征的概括或社会角色的评判。三、明代通俗小说序跋使用“稗官小说”的目录知识取向 以“稗官小说”来定位通俗小说的认知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序跋者对通俗小说进行知识谱系归类的观念先导。这种认识其实是对古代“稗官”职责的承继。换句话讲，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评判角度与意见，依旧基于彼时特有的知识体系与特定的知识结构而展开。班固汉书艺文志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这一论断确定了传统目录学体系下“小说家类”的来源依据与内涵规范，即“小说家”与古之“稗官”紧密相关。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说：“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师古曰：稗音稊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可见，“稗官”与当时“王者欲知闾巷风俗”的政教传统有很大关联。近人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指出，“（颜）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训诂”，并认为“稗官者天子之士也”。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一文，通过对“稗官”的释音、释义、释诂三方面的研究认为：“如淳释稗音排，是汉魏读音，实兼释义。稗 即偶语，亦即排语俳语诽语。稗官可释为小官，但并非指某一实际官职，而是指卿士之属官，或指县乡一级官员之属官。先秦两汉以偶语为稗，提供偶语服务的小官自可称为排官，亦即稗官。这样，小说与歌谣、赋诵、笑话、寓言等既有文体上的渊源，小说家与瞽、矇、百工、俳优及诵训、职方氏等也有身份上的关联”。王齐洲另于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说一文进一步阐述道：“汉志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其实是具有深刻历史依据和文化内涵的学术性判断，它不仅揭橥了西周传留的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的言谏制度和士传言，庶人谤的社会言论管理制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