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跷跷板：乡村女工的...劳动与扶贫车间的可持续发展_郝龙.pdf

年 月妇女研究论丛第 期 总第 期 “弹性”跷跷板：乡村女工的双重劳动与扶贫车间的可持续发展郝 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关键词：乡村女工；扶贫车间；家庭本位；劳动管理；跷跷板效应；可持续发展摘 要：扶贫车间女工的就近就地就业使她们拥有了兼顾雇佣生产劳动和家庭再生产劳动的机会，但两种劳动间仍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特征。对陕西林县女工以及两家扶贫车间的调查显示，乡村女工普遍选择以“家庭本位”逻辑来应对双重劳动中的时间挤压问题，并由此具有高劳动弹性诉求。然而，并非所有扶贫车间都能够有效回应这一诉求。对一部分嵌入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扶贫车间而言，高劳动弹性更多是国家政策、企业责任与熟人乡土三重保护以及女工家本位逻辑倒逼的结果。弹性劳动管理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跷跷板效应”，使扶贫车间在作为政策载体的就业保护与作为市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之间顾此失彼。未来，如何通过再生产支持体系的结构优化来缓和乡村女工双重劳动的时间冲突，已成为破解弹性劳动管理的“跷跷板”难题和强化扶贫车间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文章编号：（）作者简介：郝龙（），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乡村数字发展与数字治理。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女性赋权及其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自 世纪 年代乡镇企业浪潮在全球化冲击下逐渐消退后，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村镇产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大多数乡村女性只能通过向东部城市地区流动的方式获得就业机会，由此所形成的劳动结构被学界概括为拆分型再生产体制。在该结构下，乡村女性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在空间上被分拆开来：城市为她们提供劳动机会，而那些与其家庭生活相关的重要事项 如子女教育、父母养老和社会交往 则始终被遗留在乡村之中。受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制约，许多乡村女性在结婚和生育后为了照顾家庭而不得不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但减少了家庭的收入来源，更直接阻塞了其自身发展的通道。不过最近十年来，国家扶贫政策的介入使上述情况发生了明显改变。以扶贫车间为代表的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出了大量的就近就地就业机会，而作为乡村劳动力主力军的女性群体正成为其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扶贫车间是一种以扶贫政策和“温和”市场力量为依托，有效结合乡村资源禀赋，通过发展“农产品初加工、手工业、来料加工经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精准面向乡村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送岗上门”“就近就地”的就业扶贫模式。截至 年底，中国已在乡村地区累计建设了 万个扶贫车间，为 万贫困人口提供了就近就地就业机会。扶贫车间的劳动密集属性及其就近就地、低技术门槛的工作特性，使其天然具备着“女性亲和”的特征。据统计，全国范围内由乡村女工主导的“巾帼扶贫车间”已超过 万家。就近就地就业允许乡村女性不再需要以完全牺牲家庭为代价才能回归到劳动力市场之中，有机会实现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重新整合。不过，“就近就地”并不意味着生产和再生产两种劳动很自然地就能达成一种平衡状态。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时间挤压：在缺乏公共服务支持的条件下，乡村女性在家庭照料中的深度投入不可避免地会压缩其参与社会生产的可用时间。当这种冲突转化为劳动的时间弹性诉求后，很容易使扶贫车间落入“跷跷板”难题之中。跷跷板的一端是扶贫车间作为政策载体基于公平原则致力于保护弱势群体及其家庭生活，另一端则是作为市场主体基于效率原则以稳定劳动力规模和生产输出来维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正是围绕这一“跷跷板”难题展开讨论，并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乡村女工是以怎样的行动逻辑来处理双重劳动中的时间挤压的？这种行动逻辑对扶贫车间的劳动管理制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帮扶工作常态化后，这些影响对于扶贫车间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什么？一、文献回顾 世纪末，在手工业机械化的冲击下，乡村工厂相较于家庭作坊的竞争优势将女性从家庭中挤压出来，其非家务的生产劳动得以与家庭的再生产劳动相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化活动。然而，在“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约束下，乡村女性作为家庭照料主要责任人的角色要求并未随着生产性劳动机会的外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使其双重劳动始终充斥着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引生出一系列弹性诉求。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伴随着两种劳动之间由相互疏离走向重新整合，乡村女工的弹性诉求经历了一个从“关系弹性”到“空间弹性”再到“时间弹性”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当下的村镇企业虽然在管理实践中回应了女工们的时间弹性诉求，但也因此增加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一）乡村女工的双重劳动与弹性诉求在 世纪中前期，乡村女工双重劳动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本地劳动普遍与家庭生活的疏离相伴生。“跷跷板效应”原是一个金融学概念，用于描述资金投入在股市和债市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劳动管理的弹性水平对于女工工作收益与家庭照料之间、扶贫车间政策任务与发展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例如，费孝通在江村观察到本地劳动将女工“从丈夫处分离出来会使婚姻的关系松散”（）。田汝康基于昆明工厂的调查发现，逃避“家庭烦恼”而非赚钱构成女工入厂的最主要原因（）。珠三角的“自梳女”更是基于经济独立而做出了终生不婚的决定。这种双重劳动矛盾生成的根源在于，乡村女工通过独立的生产劳动获得的经济自主性与传统人身依附式家庭再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的弹性程度成为直接影响她们劳动参与深度与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进入 世纪中后期，随着制造业工厂向城市集聚，乡村女性双重劳动的主要矛盾开始由关系冲突转向空间冲突。“城市化”的生产劳动和“乡村化”的再生产劳动完全对立起来，大量乡村家庭妇女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为了吸纳这些低成本的闲置劳动力资源，全球化资本尝试运用一种包买制的特殊形式 家庭代工制 来增加劳动的“空间弹性”。家庭代工制是一种分散式的订单加工模式，即销售企业将产品需求和（部分）生产原料以订单的形式分包出去，承包者不指定生产地点和任务数量，而是将原材料直接交由加工者，允许其在家中自由劳动，只在最后进行质量把关和按件计费 。这种被形象地称为“客厅即工厂”的模式通过居家劳作的分散式生产，将乡村女性的生产劳动内嵌入家庭生活之中，并由此实现了对两种劳动的空间再整合 。然而，资本的逐利逻辑决定了这种整合只是对拆分型劳动结构的补充而非改变 。一方面，生产活动主要局限在适合分散加工的低成本产业领域，能够为乡村女性创造的本地劳动机会数量相对有限；另一方面，这种整合更多的常见于沿海省份的乡村地区，那些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利和技术储备不足的欠发达地区依然普遍缺乏实现双重劳动的条件。最近十年来，在扶贫政策的助力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大范围弱化了乡村女性两种劳动之间的空间冲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劳动和家庭生活就此达到平衡，二者的“时间冲突”问题日益凸显。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女性普遍需要在男性成员缺场的情况下承担起家庭再生产的主要责任甚至完全责任。而村镇养老抚幼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对滞后，让她们难以像城市女性那样通过家庭功能的部分外移来舒缓家务责任压力。这种情况下，家庭照料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不可避免地会对乡村女性的劳动参与造成时间挤压。与此同时，扶贫政策的保护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女性的时间弹性诉求。单从结果上看，资本驱动的“客厅即工厂”模式和政策驱动的“就业扶贫”模式，使原本远离劳动力市场的乡村女性在承担家务的同时获得了赚取收入的机会。然而，两种模式存在着巨大的逻辑差异：在前者中，乡村女性的家庭生活更多地被视为其劳动参与的障碍，因此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家庭代工制将生产劳动内嵌进家庭再生产来破除这一障碍，并通过维持低廉的用工成本来弥补个体生产效率的不足 （）；在后者中，家庭生活转而被视为劳动参与的目的，或者说生产劳动被当作家庭再生产的一种保护性手段。受此影响，乡村扶贫产业的女性用工 无关产业领域和生产模式 普遍呈现出高时间弹性的特征，通过放松劳动参与的时间要求来助力她们的家庭照料。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承认并满足乡村女性“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需要，已成为乡村产业落地生根和获得规模化劳动力资源支撑的关键所在。（二）扶贫车间的劳动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过去四十年间，拆分型劳动结构为中国制造业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其所产生的社会性后果则普遍为学界所诟病。为了提升剩余价值生产率，一方面，企业通过只购买“纯劳动”的方式，有效降低了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另一方面，企业通过为劳动者提供集体宿舍的方式，获得了“对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随意延长及灵活控制”的权力。不少批评者认为，这种基于“宿舍体制”的劳动管理带有强烈的去个性化、去情感化和准军事化色彩，不但过度消耗着劳动者的职业精力，更将他们简化成一台台“无差别”“无欲求”的生产机器。正因如此，当乡村产业迎来快速发展后，以扶贫车间为代表的就近就地就业被寄予了打破拆分型劳动结构和宿舍劳动体制桎梏的期望。秉持“公平优先”原则的扶贫车间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了“效率优先”的宿舍体制的对立面，在劳动管理实践中也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首先，雇佣的保护属性。在扶贫政策实践中，村镇企业雇佣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即可登记注册为扶贫车间，在领取政府专项补贴的同时，亦可享受税收、租金等方面的优惠 部分地区优惠会随用工数量和雇佣时长的增加而扩大。政策的介入直接降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效率要求，外在地提升了弱势（受限）劳动群体的可雇用性。其次，劳动的情感控制。扶贫车间的生产活动深度嵌入在乡土情境和地方熟人关系网络之中，使得劳资双方能够超越单纯的理性生产关系，以“人情”“道义”为纽带建立起相对亲密的人际连接。得益于此，扶贫车间可以通过制造同意、道德规训和冲突私人化等方式对劳动过程实施有效的情感控制。最后，生产的时空弹性。为实现对工作与家庭照料两种劳动的兼顾，一部分扶贫车间通过采用分散生产和自由开工的“客厅即工厂”模式，极大地突破了劳动的时空限制 。而那些不适用分散生产的扶贫车间，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调整工作安排、容许临时请假、默许随意旷工等方式放松对劳动参与的时间要求 。无论是扶贫车间的就业保护作用发挥还是其同乡土社会现实相契合的弹性劳动管理，均建立在扶贫政策的深度介入基础之上。因此，在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的防返贫阶段后，如何实现扶贫车间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扶贫车间的发展时间尚短，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宏观结构和中观产业层面，例如加大基建、金融与技术等资源支持，减少扶贫车间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通过资源整合优化产业重叠，强化产业特色，延长产业链条；通过资产确权、技能培训和经营模式创新强化扶贫车间自主发展动力 。劳动管理制度虽然获得的关注相对较少，但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当前扶贫车间应对双重劳动时间挤压问题的主流策略是强化乡村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属性，以生产劳动的弹性管理向再生产劳动让渡时间。然而，考虑到扶贫车间的生产特性 如劳动力储备的地域边界和产品的低技术含量，过度强调这种就业的非正规性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劳动力规模与效率的不稳定、对产业价值链末端定位的固化以及对全球化竞争风险的低抗性。因此，如何有效实现乡村女工的弹性劳动诉求和企业的基本效率要求之间的平衡，已成为扶贫车间可持续发展所需思考的又一关键问题。二、研究设计 年 月、年 月、年 月，笔者所在团队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陕西省林县女工开展了三次实地调研。林县位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为原国家级贫困县。年初该县尚有近 个贫困村，约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超过。截至 年末，林县已建成 多家扶贫车间，生产涉及毛绒玩具、电子线束、体育用品、家具等多个产品领域，吸纳了近 名贫困人口就业。在新冠疫情封控的客观条件限制下，我们根据乡村产业发展类型与水平差异，运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对县城周边与远郊五个乡镇的四类女性群体（居家女性、农业园女工、扶贫车间女工和自主创业女性）进行了访问式问卷调查，以期相对快速且全面地了解乡村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