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视域下的警务...——以浙江“警务广场”为例_迟欣阁.pdf

2022 年 12 月第 34 卷第 6 期湖南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nan Police AcademyDec.2022Vol.34 No.65555一、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因其国家刑事司法力量和治安行政力量的角色定位，担负着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重要责任。然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公安工作的重心也在发生调整，原有的传统的管理型警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人民社会安全需求。继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目标、十九大提出要构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之后，“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全新命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会议公报中首次被提出。新时期的公安工作呈现了新的特点，刑事犯罪率降低、矛盾纠纷类警情增多，各地公安机关都面临着警力不足、警察职能泛化、警民关系紧张的压力与危机，使得公安工作运转内耗严重，身心俱疲，这不仅不利于公安机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职责履行，更对警察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当今世界安全形势复杂，公民的社会治安需求变化多样，不仅仅只要求字面意义上的“平安”，还产生了很多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除此之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基层矛盾纠纷被非正常放大并迅速扩散，警务工作也因为网络的透明化和媒体的失范报道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警务共同体的建立是以共同体视角对公安机关内部与外部的同时改革，从内部调整公安队伍在社会治安中的角色定位与工作模式，从外部丰富以群防群治、共同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动态运行机制。警务共同体将公安机关与社会各界群体联结在一起，建立共同的利益目标，由自上而下式的工作方向转变成多维立体的互助互惠型网络模式，减轻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负担，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整体凝聚力，因此是我国警务顺应新时代发展与改革的重要课题。在警务共同体的构建方面，“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社会学巴黎学派的核心理论，由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龙合作提出。该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行动者、转译和网络。“行动者网络”视域下的警务共同体构建路径分析以浙江“警务广场”为例迟欣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摘 要：警务共同体是新的历史阶段下，处于平等关系的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良性互动、相互信任、形成共同合力的有机整体。目前我国对警务共同体建设的探索仅存在于个别地区的警务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建构体系。2009年浙江省湖州市“警务广场”行动是我国警务共同体构建的先锋计划和典型案例，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有公安机关职责泛化、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地区运行存在差异、精神合力发挥有限等问题。在警务共同体建设领域引入“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角，提出多元主体联动、公安机关角色转换、增强治理主体活力等完善建议，以期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新时代背景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警务共同体构建路径。关键词：警务共同体；行动者网络；警务广场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95-1140(2022)06-0055-08收稿日期：2022-03-22基金项目：2019年北京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社会治理视域下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突发事件防范与应急处置研究”（19ZGB007）作者简介：迟欣阁，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公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治安管理。智慧警务迟欣阁“行动者网络”视域下的警务共同体构建路径分析56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消除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对立观，打破了长期以来只关注人类行动者的局限性，认为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1，包含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由于行动者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针对实践中不同因素的影响以及环境的变化，行动者也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也即转译。但这种转译并不是机械的公式运算，而是根据个体差异和外在条件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网络则是多方行动者力量不断调整权衡，逐步纳入所有参与者的转译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解释框架2。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一般有三个步骤，一是确认行动者；二是转译；三是观察网络运行的结果3。行动者网络理论旨在研究处于平等关系的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网络，从而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果的动态过程，因此这个理论在社会学领域被广泛运用。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警务共同体构建中所提供的研究视角，结合浙江省湖州市现代化警务模式探索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探索警务共同体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观察共同体中各主体之间的运作机制，从而为新时代警务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二、警务共同体的内涵对“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研究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在滕尼斯的体系中，“共同体”和“社会”基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作为对立的两个概念，以血缘、地缘等情感联结为基础形成的有机组成形式为“共同体”，以利益导向为基础、机械运转的组成形式为“社会”4。此后西方学界对共同体的研究不断演变和发展，对其概念的界定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位置逐渐演变成为社会中的共同体，而共同体也不再局限于地域空间上的限制，更强调一种超脱血缘和地域凝结、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与目标而彼此信任认同的有机整体。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的共同体治理理论的新时代演绎。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有建立“人不独亲其亲”的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这与今天国家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价值不谋而合。借鉴西方对共同体理念的研究成果，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移的基本国情，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成为我国发展新的目标。“警务共同体”并不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个分支，也不是简单的“警务”和“共同体”的合成，而是在公安工作重心下移的新形势下，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进一步延伸。警务共同体在湖州公安机关“警务广场”行动专家论证会上首次被提出，其实质包括“群众、新的历史阶段、创新运用”三个关键词5。杨建华认为警务共同体是“通过一定的平台、机制将传统资源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创新形态，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善治共同体”6。时至今日，警务共同体的概念在学界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大多应用于各个地方公安机关进行公安改革的实践经验总结，但对于“治理共同体”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邹湘江认为，治安治理共同体是“各主体为了达成治安秩序这一共同目标，在对治安公共事务的共同意识和成员身份认同基础上的紧密结合，并采取共同行动维护治安秩序的群体”7。陶周颖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指的是一种“在党的领导下，统筹和协调行政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基于一套科学化规范化的行动机制，找到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和价值共识，进而有序、理性地协商议事，共同治理社会的自我实施形态”8。郁建兴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意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9。治理共同体与警务共同体虽然在侧重范围上有所差异，但在本质目的上都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基于此，笔者认为，所谓警务共同体是指，基于实现良好社会治安秩序这一共同的利益目57第 6 期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22 年 12 月标，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平等合作，形成共同合力的有机整体。关于警务共同体，主要关键词有三个：多元主体、动态运行、共同利益。首先在主体多元性方面，不同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中的以党委和政府为主导力量的多元主体位置结构，警务共同体中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公安机关在警务活动中从管理者身份逐渐向协调者身份过渡，各主体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逐渐向合作关系过渡，即真正平等自由的“共建”；警务共同体从无到有的构建是一个动态有机的过程，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形成了一张高度自治的动态网络，实现有秩序的自主运转，即“共治”；警务共同体的建立基于一致的价值目标、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获得共同的安全利益成果，即安全利益“共享”。三、“警务广场”浙江警务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探索浙江省湖州市 2009 年提出的“警务广场”行动计划是我国建构警务共同体路径的开端，其背后蕴含了 21 世纪民意导向型新警务模式的实践初探，是警务模式变革的又一全新起点。刑事案发率逐年降低，但公民的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并没有得到稳步提升，警力不足引发的警察内部损耗过大，力不从心，在这种背景之下，湖州市公安机关以“两个更多”理念为基本思想，提出了“构建民意导向型警务新模式、推进警务民主化、建设警务共同体”三大目标10，开启了警务模式变革的新尝试。（一）坚持民意导向，转变治理理念（一）坚持民意导向，转变治理理念广场是城市中公民聚集、进行社会活动和文化交流的空间，“警务广场”正是借鉴了“广场”这一城市中具有特殊功能的场所概念，创建了湖州民意导向型新警务模式的实践范本。警务广场的创建理念来自于 2009 年湖州市全市公安局长会议上提出的“两个理念”，即更多地用老百姓的眼光来审视和考量社会治安问题，更多地用老百姓的感受来做好公安工作。在公安机关内部，要使全体警务人员转变固有的传统的警务思想，重新正视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安排，调转警务工作的传统方向，公安工作的起点应当从公安机关的任务命令调转到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因此湖州市公安机关建立民主决策、警民恳谈、民主监督等一系列机制，扩大了群众对警务活动的参与权利和决策权利范围；减少民警任务指标考核的比重和专项活动的硬性参与，削减无效指标给民警带来的身心消耗，给基层公安机关更多的执法自由度，为百姓办实事。除了提供广场平台以听取群众声音，收取群众素材以外，湖州市公安机关还建立了民意评警机制，将基层民警考核中群众满意度的比重从 5%提升到 51%11，委托专业的民调机构，避免传统的问卷调查机制带来的结果偏差较大的问题，将群众的满意度量化，根据调查结果调整民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向。将民意作为警务工作的导向，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警务工作的效率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更重要的是增强群众对警务共同体建立的参与感，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将管理关系转变为合作伙伴关系，将管理型警务转变为服务型警务。（二）创建广场警务，创新工作机制（二）创建广场警务，创新工作机制湖州警务共同体的构建首先从机构上进行了革新。警务广场重点搭建了三个平台，一是线下的实体平台，在城市内的广场、公园等人群聚集密度大的公共场所定期设立广场警务活动日；二是线上虚拟平台，在互联网建立“警务 e 广场”，开通与群众实时联系的警务微博，在电视上开通视频专项渠道，设立 96110 的民生专线和短信专线；三是社区警务平台，共建成 135 个农村警务室，114 个社区警务室和 32个街面警务站，一天 24 小时无间歇提供警务服务。广场不仅是一个吸收民意、促进交流、倾听声音的平台，在现代社会中，广场也是商业市场的聚集地。利用广场这个特点，公安机关和基层群众真正实现了零距离的面对面交解读“湖州经验”EB/OL.http:/ 年举办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大讨论活动；2010年开展“学习马长林、践行价值观、打赢安保站”活动；2011 年发动进行公民“爱民好警察”的调查，根据群众偏好调整队伍内部作风；2012 年开展“学习雷锋好榜样、争做爱民好警察”活动，2013 年对模范人民警察等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通过爱民为民的民意导向警务文化的引导和精神塑造，大大提高了警察队伍的服务意识，潜移默化中转变了传统的管理式警务思想。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行动者之间，形成共同体的精神合力也同样重要。一是大力号召全民参与警务共同体建设，组建万人平安志愿者队伍，社区调解委员会、治安信息员、保安员征召动员多管齐下；二是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湖州市公安机关与几百家单位组织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涉及公益类、商业类、教育行业、服务业等多行多域；三是利用服务群众的项目来凝聚群众合作的向心力，针对收集到的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制定专门项目，满足公众需求的同时宣传了湖州公安文化特色。在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网络中，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