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意义增殖及其内在逻辑_任贺贺.pdf

156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博士生论坛“沉默”的意义增殖及其内在逻辑任贺贺 内容提要：在西方文论的语境中，沉默具有静默寡言、故抑其词和哑言等形式，它们均指向了声音、语言表现中的滞涩、艰难或缺失。自20世纪中叶起，沉默经历了文论意义上的增殖：沉默先是被归入一种否定性诗学；经由音乐，沉默又被赋予凸显他者的多元主义品格；通过零度写作的想象，沉默成为预示“作者之死”的标志；而沉默中的“不透明性”最终促使其形成一种永恒美学。沉默的意义增殖为理解当代文论中的“语言萎缩”、声音转向和主体消隐提供了独特的思路，也为考察文学如何介入大屠杀等社会问题展示了新途径。关键词：沉默沉默的美学语言生命力“作者之死”作者简介：任贺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及美国文学。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1XNH162）成果。Title:The Semantic Multiplication of“Silence”and Its Internal Logic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silence has such forms as ret-icence,apophasis and muteness,which all point to stagnation,difficulty or lack of voice and language.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silence has experienced semantic multiplication in literary theory.It is classified as a negative poetics;through music,silence is endowed with the pluralistic character of highlighting the other;via the imagination of writing de-gree zero,silence becomes a sign of“the death of the author”;and the“Opaqueness”in silence finally promotes it to form an aesthetics of eternity.The semantic multiplication of silence provides a unique way to understand the“decline of language”,the turn toward sound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ubjec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and reveals a DOI:10.16077/ki.issn1001-1757.2022.04.020157“沉默”的意义增殖及其内在逻辑new way to investigate how literature intervenes in the holocaust and social problems.Keywords:silence,aesthetics of silence,language vitality,“The Death of the Au-thor”Author:Ren Hehe is a Ph.D.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China（100872）,specializing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卡夫卡在短篇小说 塞壬们的沉默（“Das Schweigen der Sirenen”）中认为，奥德赛虽然可能逃离歌声，但却绝对逃不过塞壬的沉默，因为沉默是比歌声更为可怕的武器。在此，卡夫卡关注到了沉默的深度和广延。那么，什么是沉默？沉默是没有声音吗？沉默如何成为西方文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根据 牛津词源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的解释，silence和silent均来自拉丁文silere，其基本意思为“to be silent”（Cresswell 399）。在不同语境中，沉默（silence）表现为静默寡言（reticence）、故抑其词（apophasis）或哑言（muteness）等形式，但它们均指向了声音、语言表现中的滞涩、艰难或缺失。从存在范围上讲，沉默不独人类所有，如约翰格雷（John Gray）就曾在动物的沉默：论进步和其他现代神话（The Silence of Animals:On Progress and Other Modern Myths）一书中提醒人们关注人类之外的 沉默。在西方文学的语境中，文学作品中的沉默作为一种“丰富的交流媒介”（Papadodima 1）常见于荷马史诗甚或更早的希腊抒情诗、戏剧等文学片段。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柏拉图对沉思的强调、普拉提诺描述的灵魂净化上升以及奥古斯丁与天主的冥契都提示着沉默的独特作用。20世纪初，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并主张对“不可说”之物保持沉默；而海德格尔在面对存在论意义上的“言说”问题时将沉默视为“言说”的澄明。进入20世纪中叶，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度惊愕、战后解构思潮带来的多元狂欢促使沉默在一种内在逻辑的框架下实现着文论意义上的增殖。一、否定沉默：现实关切与语言评判标准出于对二战及犹太大屠杀的关切，以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表现出否定沉默的倾向。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Language and Silence:Essays on Language,Literature,and the Inhuman）则集中呈现了斯坦纳剖析现实与文学中的沉默问题的思考。他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的根本主题是语言的生命及语词的复杂能量（Steiner,Language and Silence），而当下的语言衰败与“后语言”形式让他对语言的现状表现出极大关切。斯坦纳还原了斯诺（C.P.Snow）提出“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语境，并指出语言中的经验逐渐匮乏，“语词的世界已经萎缩”（24）。他曾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语言把人从决定性的信号代码中，从无法表达的事物中，从孕育更多存在之物的沉默中分离出来”（），而如今语言自身并没有处在生命力旺盛的状态，反而进入了沉默。斯坦纳在分析语言萎缩、匮乏的状态时，也曾考虑到语言达到超越与极限状态时的三种可能。1966年，他在 沉默与诗人（“Silence and the Poet”）中提到，语言走向极致的途径之158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一便是接近“神光”（Steiner,Language and Silence 41）。在上帝将人类的共用语言变为不同种类的语言碎片之前，这种共用语言便是一种极致。他认为，音乐领域是语言可以到达的第二种极限状态。音乐是一种更深层和神秘的符号，能够在表情达意时更加充分和直接，所以音乐要优于语言。但是，音乐与语言存在着“本质的亲近与根本的敌对”（Steiner,Errata 77），语言在走向音乐时便也意味着语言的完全沉默。自此，斯坦纳提出了语言走向极致的第三种途径：沉默。在对荷尔德林诗中的空白进行分析后，他发现语言在这些空白处指向自我、超越自身（48）；而兰波诗歌中语言的隐蔽性修辞和自我指涉也让斯坦纳意识到语言已经沉默。面对语言在匮乏或极限之时带来的沉默，斯坦纳意欲在欧洲的人文传统中寻求出路。打破语言的沉默首先被他诉诸文学批评。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具有三个功能，一是能够选择阅读的对象和方法，二是可以用比较的方法沟通历时中的古今语言、共时中的不同语言，三是能够对同时代文学进行判断。斯坦纳还强调，文学批评的最重要任务在于塑造健全读者，因为“没有批评，创造本身可能陷入沉默”（11）。另一种打破沉默的尝试便是恢复文学主宰行话的权威性。在他看来，造成语言中经验信息匮乏的原因在于“使共同话语成为可能的统一理解或综合理解不再起作用”（34），而文学话语正是恢复这种综合理解的不二法门。斯坦纳的否定态度让他笔下的沉默具有独特的文论意义。首先，他所说的沉默可以用来衡量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境况，即这种文学语言可能陷入一种不足而导致的匮乏与萎缩，抑或是语言的使用达到极致而导致了作品走向神学或者音乐领域。面对语言自身的窘境，斯坦纳试图给出一张不同于阿多诺式沉默的药方，因为“保持沉默，并在承认主观无法表现恐怖的基础上合理化这种沉默，只是一种自鸣得意的错觉”（Jahanbegloo 302），他要用文学批评唤醒沉默的语言本身及其使用者。其次，这种沉默指向了作家创作的伦理维度，成为对作家的警戒。斯坦纳痛斥作家将人的隐私完全暴露的写法，认为这是造成现实暴力的一个来源。原因在于，隐私“意味着一种承担自己痛苦的责任”（斯坦纳，谈话录113），当作家将他笔下人物的隐私一丝不挂地掷于人前时，读者不光感官钝化，他还将通过现实中的吸毒、暴行等极端手段来找寻阅读中消逝的隐私体验与责任。而此时，作家的作品就如同给读者注射了一针沉默剂，使得他们对直白描写下的人文精神无动于衷，甚至要在极端中毁灭这种精神。最后，斯坦纳的沉默昭示着一种现实行动的缺乏，即人文精神未能在现实中付诸行动。他在书中不停地追问：欧洲的人文传统在那场噩梦般的犹太大屠杀中扮演了怎样不光彩的角色？斯坦纳希望人文意义像身体一样与环境和现实紧密结合（Steiner,Errata 21），但实际他却看到文明传播媒介以合谋代替了抵抗，歌德与里尔克的诗歌成为屠杀者大开杀戒时的精神消遣。由此，他对“理性人文主义”的沉默产生了绝望。二、正视沉默：多元主义与生活审美化如前所述，斯坦纳反对语言走向音乐而达至沉默，而美国音乐家及诗人约翰凯奇（John Cage）却从音乐实践出发，正视沉默，从而又为沉默打开了新的意义空间。凯奇在1952年创作了433，并于1961年发表文集沉默（Silence）。这两部作品都试图在音乐、声音和语言关系中探寻沉默蕴含的多元特质及美学倾向。既然沉默是凯奇艺术实践中的关键词，那么凯奇对沉默的界定又有何独特之处？答案便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沉默。在凯奇看来，声音可区别为有意的（intended）与无意的159“沉默”的意义增殖及其内在逻辑（unintended）两种，而沉默是在听者与声音的关系中进行确认的，绝对意义上的沉默并不存在。他还曾设想，若人身处消音室中，周围环境的声音可能不复存在，但是人体内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的声音却永不停歇（Cage,Silence 23）。凯奇对此进一步阐释：世界上并不存在空置的空间和空闲的时间，人们制造沉默的尝试根本无法实现（8），因为“以正确方式理解的客体已经是丰富的”（Sontag,“The Aesthetics”16）。事实上，消除“沉默等同于无声”这一偏见为凯奇的沉默理论奠定了基础，而肯定沉默中的多元主义特质则是他展开艺术实践的前提。从作曲者的身份来讲，凯奇在对日本禅宗和中国语言中的“实词”、“虚词”有所感悟之后，强调了沉默作为一种“蕴响或酝响”（钱钟书 659）的特质；此外，在“弹奏”433时，演奏者只是象征性地盖上钢琴、翻动曲谱，并没有“音乐”在演奏者的弹奏中产生。在评论家看来，这种“拒绝演奏”其实也是在对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提出质疑（Gann 19）；与此同时，观众们的咳嗽声、唏嘘声、喧嚷声等声音都在 433的静默时间中凸显出来，似乎这些杂音才是“曲”中应有之义；最后，作为先锋音乐的 433与古典音乐作品的呈现方式、阐释模式背对而立，而拒绝一种声音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