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新时...土小说叙事模式及其审美流变_妥东.pdf

41文学现象观察一、乡村叙事的“新旧”对立新时期初期的历史语境和逐渐“解冻”的文学场域，使得重新出发的文学书写在“嗅探”新的形式和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挣脱旧有的“传统”。一方面，文学在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过程中，开辟出新的书写路径；另一方面，主题学意义上的文学呼声，则更多被诸如“伤痕”“反思”等文学关键词所统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方摆脱”，又“未摆脱”的过渡形态，成为文学内在的结构性现实。新旧交杂的文学场域内，不同力量之间的复杂较量，也成为文学叙事的基本动力。以新时期初期的乡土书写而言，乡土作家普遍希冀的推陈出新的历史诉求，与社会现实之间，实际上交织着“两大主题”的相互抉择。这种新旧之间的“较量”，被评论家季红真称之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现在看来，这种基本的对立，不但是“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而且也是贯穿于整个剧变时代的基本格局。一方面，社会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一系列现代性文明的吁求与乡村社会的剧变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许多乡土题材的作品，在主题方面“反思”与“重构”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叙事模式及其审美流变妥 东内容提要：乡土小说不同的叙事结构，往往决定了乡土作家对社会问题不同性质的思考与想象。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的乡村叙事在延续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乡土小说的结构模式，形成了乡土小说叙事结构的多维度转变。这种转变其背后，不仅关联着乡土作家对乡村变革中不同社会问题的结构性认识，同时也折射出其对农民形象的审美品质、文化内涵等方面的重构思路。乡土小说在叙事结构层面的诸多变化，不仅印证着农民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语境下不断“流动”的现代意涵，同时也为乡土作家在深层结构上反思乡土中国的复杂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关键词：新时期 乡土小说 农民形象 叙事模式DOI:10.14094/37-1482/i.2022.03.00742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毫无保留地倒向了进步的一方，彼此书写着关于“文明”战胜“愚昧”的历史想象；另一方面，处在对比、较量中的两大主题，也使得新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意涵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乡土小说家在对乡村的命运推演中，逐渐转向了对乡村社会的某种“稳定结构”的历史反思。乡土叙事也由此而形成一种宏大又苍凉的风格。这种风格显然要通过一种特殊的叙事，才能确立。进一步讲，文学关于“文明与愚昧”、伤痕与激情的诠释，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文学需要在普遍的意义上建立一种与现代化进程的相互沟通的机制。这种机制在“伤痕”与“反思”文学中，基本上是通过国家意志与个体之间，形成的一种“由上而下”“由下自上”的“询唤”模式，而得以显现的。在新时期初期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尝试相当普遍。在王蒙的布礼 杂色以及张贤亮的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等小说中，革命历史的“伤痕”记忆，不仅成为历史主体反思成长意义的主要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弥合“伤痕”重要形式。在小说布礼中，“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干部”钟亦成，显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意义上的标准“新人”，因为在民族国家与个体这一层面而言，如果“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统一”，其实也就意味着，他自身已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不难发现，尽管王蒙的革命激情，在这种回归“好社会主义”的历史冲动中，成功地将民族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对立消解了。然而在这里，问题却依然存在。到了张贤亮与高晓声，这种“弥合”的方式又有了新的含义。于他们而言，国家意志对于个人的“询唤”，其实更多意味着一种“教育”与“被教育”“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如果说在邢老汉与狗的故事中，队长魏天贵劝说邢老汉打狗这一核心情节，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以实用的“好处”为条件，让邢老汉意识到服从集体利益的必要性。那么到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老书记刘清（作为一位“党的好干部”的代表），对李顺大的“开导”便颇有关于权力与身体的规训实践的意味。实际上，自小说创作伊始，高晓声便有借李顺大造屋的遭遇，“从精神的突变反映出社会基础的突变”的想法。而当李顺大因“自己的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自己的木头被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而产生懊丧情绪时，老书记刘清特意“前来与他促膝长谈”的情节，便颇有了一番象征的意味：“在这以前，从不曾有人对他进行过像这样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老书记的思想教育，可以说直接促成了李顺大的彻底“觉悟”。诸如此类的模式，在新时期初期屡见不鲜。马烽的结婚现场会等小说，也都是在这一框架下，效仿此种模式的文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这种小说叙述模式里，农民的成长过程大多表现得一蹴而就，天生贤能，然而在落实到具体叙述中时，其效果又往往会因乡村风景、民间风俗、伦理道德等诸多要素的融入，而出现另一番风貌。在这类乡土叙事中，“调解”问题的贤能品质，更多依靠民间伦理道德以及农民自身的主体性而散发出来。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以及何士光的乡场上等小说，颇能代表这类乡土叙事的品质。在 甜甜的刺莓 中，劳动模范毕兰大婶作为乡村实际的主事者，在移风易俗、调解争议、兴修水利、扶持年轻后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毕兰大婶乡村地位的获得，依然带有一种革命伦理的典型意味，然而她在乡村实践中的作用，却更多依靠乡村共同体内部的规则秩序而得以实现。这部小说由此成为新时期以来，成功确立新的农民形象的时代特色的代表作品。与甜甜的刺莓不同，何士光的乡场上则是从乡土书写的反面来反思农民文化性格的重要文本。小说中那个“破了产的、在乡场上顶没价值的、出了名的醉鬼”冯幺爸（受惠于国家政策手头有了余粮），终于挺直腰杆“道出真相”。43文学现象观察这一叙述，显然已经触及新时代背景下，农民思想行为发生变化的事实。在小说中，由于长期受到乡村社会人事等各方面的限制，冯幺爸在乡场这一富有政治意味的空间里，一向逆来顺受，谨小慎微。作为唯一目睹整个事件经过的人，他在多方势力的对峙中，成为整个事件的“焦点”。能否道出真相，不仅成了考验冯幺爸的一道难题，也成为考验乡村农民，能否摆脱现实中的诸多限制，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我精神独立的某种隐喻。对冯幺爸而言，眼前的人物“哪一个都得罪不起”。要问及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整个“梨花屯就这么一条一眼就能忘穿的小街，人们在这儿聚族而居似的，谁还不清楚谁的底细？”冯幺爸思来想去，不能开口。他知道“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这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比方说，要是你没有从街上那爿唯一的店子里买好半瓶煤油、一块肥皂，那你就不用指望再到哪儿去弄到了！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难度春荒；你慌慌张张地，想在第二天早上去找乡场上那位姓宋的书记，但就在当晚，你无意中听人说起，宋书记刚用麻袋不知从罗二娘家里装走了什么东西！”如果从现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的农民形象序列中寻找，冯幺爸最为直接的源头，无疑是鲁迅笔下的阿 Q。作为阿 Q 的子孙，冯幺爸显然有他懦弱的一面。而从破落的程度讲，他甚至混得比阿Q 还惨。但就是这样的阿 Q 的子孙，却道出了那个“顶天立地的好汉”，也难于讲出的乡场上的秘密。虽然从故事结局来看，小说着力表现的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实现某种“精神觉醒”的可能。但需要注意的是，冯幺爸在做出决定前的迟疑、顾虑、反复犹豫的精神变化，其实也意味着，小说也关注到农民在实现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总体而言，新时期初期的乡土小说家，透过对乡土生活的体察与发掘，不仅把握到了乡土中国农民走向“精神独立”的艰难处境，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勾勒出乡土小说在 1980 年代以来的发展状况，成为 1990 年代乃至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处理乡村社会问题、描绘农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参照。二、村族叙事与乡土社会的历史文化反思当代文学真正在叙事艺术上产生重要变化的时间，大致出现在 1985 年前后。大量涌现的文学“新潮”，不仅推动了乡土文学艺术形式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乡土小说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上的转换。与此同时，“寻根”文学思潮下，不断升温的“文化热”，也使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改头换面，耳目一新。这一时期内，小说不仅在主题上出现了诸多以乡村历史为背景的寻根小说，同时，在叙事层面，许多审视乡土文化的作品，也开始逐渐摆脱旧有的书写模式，形成了一种更为成熟的叙事。具体来看，一系列容纳民间故事、乡野传说、村俗俚语等元素的乡土叙事，开始成为这一时期乡土文学叙述的主要内容。郑义的老井、王安忆的小鲍庄、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一系列追寻民族古老文化印记的乡村叙事，正是在此意义上，形成了不断延续的序列。这些小说在叙述资源的化用上，直追古典小说“稗官野史”的叙述传统。古典文学中，小说基本上是一种休闲性质的民间读物。以历史为架构的小说与正统历史的关联性，实际并不密切。主流的历史讲述（正史），主要依靠官方性质的“史传”与“正典”来延续。小说作为市民社会消遣娱乐的一部分，则主要以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为创作素材。现代以降，小说重新肩负起“新民”的责任。历史素材的选用和处理，由此成为作家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它不断内化于小说形式之中，逐渐成为现代小说的一44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大特色。相对而言，“五四”起步的乡土小说，虽然借助历史的宏大结构，赋予了其诸多的叙事的便利，然而它却并未成为引领小说叙述风格转变的动力。进入当代，这种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中，呼应“正史”的叙述，一度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元素。小说也由此成为具有规范和标准意义的历史“注释”，在基本的主题与思想上，容不得任何懈怠和曲解。以暴风骤雨 红旗谱 创业史等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创业、成长的小说，由于历史讲述的“合理性”原则，在不同时期内涵发生变化而不断被清算的命运遭际，即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某种程度上，小说成为“大说”的艺术倾向，已然成为当代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新时期以来，讲述乡村史、家族史的故事及其结构模式，一度成为小说叙事的“主潮”。这标志着乡土小说家在新的历史起点下，借由乡村社会历史变迁重新关注乡村社会问题的艺术自觉。1985 年文学新潮以来，外国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对中国文学发展冲击巨大。文学艺术在观念、方法上的转向和深入，由此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似乎最早从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一批寻根小说开始，乡土小说叙述方式的艺术探索，才逐渐走向自觉。寻根小说在形式、内容、结构模式等方面，率先做出的尝试，便是基于对民族或传统文化这一命题的新观念，而作出的回应。他们有意识地“游离”柳青那一代人的主流“现实主义”传统，意图从小说作为故事的属性本身入手，寻求某种突破。关于这一点，王安忆在谈及“故事和讲故事”这一主题时，曾经提到过。她说：“一个故事带着它的模式存在了，它的模式与生俱来，并无先后，而最大的困难同时也是成功最重要的秘诀，便在于如何去寻找那故事里唯一的构成方式，好比爱斯基摩人的雕刻，他们不说雕刻，不说塑造，只说将多余的那部分石头去掉。去掉多余的，累赘的，只留下应该有的，本来就有的，什么是本来就有的？这便有了艺术家的劳动和工作。”对王安忆而言，讲故事最需要的条件，显然是如何与故事本身的自然形式建立一种默契。至于技巧和方法，则成了小说内部的细枝末节。值得注意的是，祛除故事外在的“宏大要义”，直击小说故事叙述与艺术经验的艺术主张，对于早已习惯了主流现实主义所“烘构”出的某种“历史正义”的读者而言，显然溢出了其欣赏与经验之范围。因此，当小鲍庄的结构问题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时，王安忆便颇为无奈地解释道：“小鲍庄惹得纷纷扬扬，对其结构生出许多说法。而我当初并非有意识地考虑结构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小鲍庄的故事，本身就是这样发生，同时地、缓慢地进行着。如果说有一点成功的话，那便是我终于接近了 小鲍庄 故事本来的形成构造和讲述方式。”这种“本来的形成构造”，在小鲍庄中最直观的展现，便是其关于小鲍庄“前史”的叙述。小鲍庄的村庄历史讲述，在引入主体故事的叙述之前，利用两个“引子”作为开头，对小鲍庄的村族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这不仅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