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反思以“枫桥经验“为视点.docx

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反思——以“枫桥经验“为视点 在我国传统社会，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得到了执政者的充分重视，调处息讼可以说贯穿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全部过程。新常态下的社会矛盾因其独特的复杂性，传统的调解机制已无法适应。“枫桥经验〞作为地方解决矛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中的调解机制，是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延续，在实践上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纠纷调解枫桥经验 一、贯穿始终的“无讼〞思想与纠纷调解 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社会，“无讼〞是礼法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表达传统法律文化礼法合一的特征。礼，是原始社会祭祀祈福的一种仪式，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礼用来定纷止争，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论语X8226;学而第一中说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由此可见，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纠纷没有矛盾的和谐社会，“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那么。老子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清静无为，倡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和谐的方式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到达天、地、人之间的一种合理秩序。法家在诉讼的问题上，也坚持无讼。比方商君书X8226;开塞中说：“亲亲那么别，爱私那么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那么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又比方韩非子X8226;解老中说：“狱讼繁，那么田荒；田荒，那么府仓虚；府仓虚，那么国贫；国贫，而民俗淫侈。〞韩非子认为，诉讼案件繁多，仓库空虚，而又让淫逸奢侈形成风俗，那么国家受到的伤害也就像拿了利剑刺它一样。这些思想在法制方面有具体的表达，即“无讼〞，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另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是统治者的“专利〞，因此，讼师就成了官府所痛恨打压的对象。美国学者德尔克X8226;波德就指出：“传统认为，兴讼是道德败坏的标志，而这些人（讼师）就明显地被视为社会稳定的敌人。〞邓析是我国最早的律师，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还以讼师的身份帮人们打官司。但荀子却认为邓析不效法古代贤王，不赞成礼义，巧言善辩，擅长玩弄文字游戏，用来欺骗蒙蔽百姓。到最后，邓析竟然因此被杀害。由此可见，人们认为讼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而大多数百姓对法律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在涉诉时处于一种不知情的状态，他们需要为不确定的诉讼结果而一直提心吊胆，所以人们一般不会选择对簿公堂。不难得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纠纷的产生是必然的，关于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人们不约而同地会产生厌讼的心理，对诉讼可谓是异常排斥，他们更倾向于更快速、更低消耗的方式——调解。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与人之间相争相讼，是对和谐世界的破坏，而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无争无讼才是最重要和美好的。孔子这番话是古代中国人“无讼〞理想的经典写照，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把“无讼〞作为自己的政绩。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的记载，宋代时期的州县官府调处就已经比较流行。封建时期，官员考虑到考察自己管理地方的政绩，往往习惯于在公堂审讯之前对案件纠纷进行调解，希望能够在审讯前将案件归结。州县官熟知儒家精神，对“情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其更倾向于以儒家的道德原那么和精神对纠纷进行调处。 例如“乡邻之争〞一案中，胡石壁在判词中说到：“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纔自不和睦，那么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向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识此道理者甚少，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厉害。纔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不以乡曲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廉价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报，何时是了。〞胡石壁的意思很清楚，和睦是有“利〞的，即“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无横逆之事，假设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大事也成小事〞；而不和睦那么是有“害〞的，即“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向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与相邻雠隙，他便来寻针觅线，掀风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不和睦而兴词讼的弊害还不仅是以上这些，还有“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陪了下情，著了钱物，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又如在“妄诉田业〞一案中，胡石壁说到：“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波，犴狱拘囚。与宗族讼，那么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那么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己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那么曲不在我矣。〞在该那么判词中，胡石壁详细列举了诉讼之“不美〞，从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两个方面说明诉讼是有害于己的，只有当“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的时候，打官司才是有必要的。 二、传统纠纷调解的制度化与现代延续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动乱，军阀割据，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社会面临重大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国家和政府积极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作用，民事调解制度相对于传统的调处息讼制度而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晚清政府试图在变法的过程中结合西方的法制理念，制定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在晚清政府尽力到达洋为中用的大环境中，民事调解制度仍然遵循传统儒家思想，追求和谐，在民事纠纷中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调处息讼制度并没有在细节上的制度化设计，这使民国时期出台各种关于民事调解制度的规定具有客观需求。这一时期相继出台了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条例、民事诉讼律、民事调解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与传统的纠纷调解方式相比较，这一时期在调解的程序上，出项了许多详细的规定，比方调解需要依当事人之申请而行之，调解的程序不得公开等等。除此之外，民初的乡镇自治运动推进了国家政权向乡村一级渗透，但基层社会仍是乡土社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纠纷的当事人仍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随着法律制度的开展，民国时期的民间调解相对于传统民间调解发生了一些变化，演变和开展成了有组织、有制度的调解制度，许多地方都根据需要设立了各种民间调解组织，如辽宁的商事评断处和农民协会、江西的息争会、山西的息讼会等。这些组织都有固定的场所和调解人员，除了依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外，国家的法律也成为其重要依据，同时也形成了自愿、合法等原那么。这些组织在具体的运作机制上大同小异，其宗旨和根本目的都是“息讼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