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古代文学史清中叶的诗文.docx

中国古代文学史清中叶的诗文 　　清中叶的传统文学，虽然作家众多，作品丰富，但总的趋势仍可以说是衰落的。诗的流派，愈变愈多;文有骈、散文的对立，有文笔之争;词亦出现了新派别。这些不同的流派同时并起，各树旗帜，外表上很繁盛，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正是封建时代文学回光返照、渐趋没落的表现。下面是办公室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乾嘉间的诗派和诗人 　　在清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反动的文化政策统治之下，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家所代表的进步的学风、诗风和文风，不可防止地要朝相反的方向转变。从康熙时代的阎假设璩到乾隆、嘉庆时代大批的“汉学家〞，他们的文字、经史之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钻进了故纸堆，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风。他们以“实事求是〞相号召，自以为有“求实〞的精神，不知他们避开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只是从故纸资料到故纸资料，恰巧把经史之学变成另一种空疏无用的东西。同时程朱理学，通过八股文考试制度和统治者的尊崇提倡，在王学被打击之后，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诗风、文风离开清初现实主义的道路，向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向开展，也是很自然的。杭世骏于乾隆初年曾说：“自吾来京都，遍交贤豪长者，得以纵览天下之士。大都絺章绘句，顺以取宠者，趾相错矣。其肯措意于当世之务，沉着而度康济之略者，盖百不得一焉〞(道古堂文集卷十五送江岷山知晋州序)。这是当时脱离现实、庸俗苟安的士风和玩弄章句词藻，走向拟古主义、形式主义诗风、文风真实的反映。 　　从康熙晚年到乾隆中叶，在诗坛上发生很大影响的，首先是沈德潜所标榜的风格说。德潜(1673—1769)字确士，江南长洲(江苏苏州)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所作绝少成就。他早年即以诗论和选家著名，他的说诗晬语，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这就是要求诗必须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效劳。因此，他主张诗人“立言〞，在态度上，必须“一归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须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这就是要求诗人不要揭露矛盾和斗争，努力维护封建统治。所以他选诗“既审其宗旨(诗道)，复观其体裁(格律)，徐讽其音节(声调)〞，“而一归于中正和平〞。这个诗派，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它为当时脱离现实的诗风，找到了比“神韵派〞更为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理论。沈德潜的许多诗选，如唐诗别裁、古诗源等，表达了他的拟古主义的诗论观点。但它们指陈得失，辨析源流，也起了一定的流传、借鉴古典诗歌的作用。 　　同时著名诗人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他研究宋诗，作诗亦取法宋人，与沈德潜曾“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他读书极博，特别熟悉宋元以来杂记小说，因而喜欢在诗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为饾饤锁屑一肖。他生长杭州东城，有些近体诗，谧画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致。但由于生活的寂寞、枯槁，所作缺乏现实内容，他的独辟蹊径的努力，适足以表现其形式主义倾向。 　　未曾沾染似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自成一派的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工书善画，当时不以诗文著名，但由于出身贫苦，久居民间，深知人民被压迫剥削的痛苦，也看到“吾辈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实在庸俗不堪，从而发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的大胆议论(范县署中奇舍弟墨第四书)，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他的许多诗篇，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贪官恶吏，如悍吏、私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偶然作一篇，将“才子〞的华贵与“民瘼〞对照写来，尤见作者愤世不平的苦心： 　　文章动天地，百族相绸缪;天地不能言，圣贤为咙喉。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著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名酒黄羊羹，华灯水晶球;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歌钟连戚里，诗句钦王侯;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时休!秋寒室无絮，春日耕无牛;娇儿乐岁饥，病妇长夜愁：推心担贩腹，结想山海陬。衣冠兼盗贼，征戍杂累囚。史家欠实录，借本资校仇。持以奉吾君，藻鉴横千秋。曹刘沈谢才，徐瘐江鲍俦，自云黼黻笔，吾谓乞儿谋! 　　这里作者指出统治阶级的“才子〞骄奢淫佚的生活和人民所受饥寒压迫的痛苦的真相，反映了深刻的阶级矛盾，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 　　郑燮非常推重杜甫，认为杜诗“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爱国爱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他反对当时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直斥提倡“文章不可说破、不宜说破〞，“言外有言、味外有味〞的娖娖“　　纤小之夫〞的“自文其陋〞。这显然是对“神韵派〞和“风格派〞的指责。 　　郑燮的散文也独具一格。“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赠潘桐冈)。反对模拟古人，直达肺腑，是他的诗文创作根本的、一贯的精神。他的家书，表达家常，无所不谈，抒情议论，脱口而出，每多独见，比之于诗，表现了更多地打破陈规定矩、自由抒写的精神。 　　比郑燮更彻底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是稍后的著名人袁枚(1716-1797)。枚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得志，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入翰林，出为溧水等县令。三十三岁即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过着论文赋诗、优游自在的享乐生活，足足半个世纪。 　　袁枚的思想是比较自由解放的。他对当时统治学术思想界的汉、宋学派都有所不满，而特别反对汉学考据。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他还认为六经“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当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书)。这对当时埋头故纸、支离破碎的汉学家，实在是当头棒喝。他主张诗写“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卷三)。又说，“作诗不可以无我〞(同上卷七)。这就是说，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在袁枚看来，“性情〞是诗的根本，一切题材内容、音韵格律、语言风格等等，都是“有定而无定，恰到好处〞即妙。他宣称对于古今人诗，对于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诗，“无所不爱〞，“无所偏嗜〞，主要在看它们有无表现性情。因此，他反对模唐仿宋、大谈格律、以书卷考据作诗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他更不喜爱一切迭韵、和韵、用僻韵、用古人韵等等来束缚性灵，以文字为游戏。袁枚论诗显然和郑燮一样，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响，但他的立论比之“公安派〞要具体、系统得多。对于清初以来的著名诗派和“神韵派〞、“风格派〞等等，他并不一笔抹杀，而能有所分析，指出其优劣得失，对当时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诗风，确乎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但他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把“性情〞抽象化，终于不免陷入“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幽默，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同上卷三)的另一种形式主义结论。 　　袁枚的诗创作，确能如他自己所说，直抒“性情〞，即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拟风格或以考据文字为诗的作品，别具一种清新灵巧的风格。“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雨来蝉小歇，风到柳先知〞(起早);“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镇偏〞;“绿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护短长桥〞(春柳)：这些诗句，意境明晰，自有韵味，而又不像“神韵派〞那样朦胧隐约，不着实际。袁枚的佳作大抵就是这类近体诗。根本缺点在于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纪事的范围，所谓“行藏交际，具有于斯〞诗在袁枚手里，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一种剔透玲珑的“盛世〞的点缀。 　　和袁枚齐名的诗人有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和蒋士铨(1725-1784，字心馀，江西铅山人)。他们的论诗主张，根本和袁枚的相近。赵翼议论较多，也有不少独到的风解。他是个史学家，特别强调诗的开展、进化的观点，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诗从触处生，新者辄成故〞(佳句)。因此他认为后来的诗总比前代的新，先后相承，各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瓯北诗话卷十)。“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论诗)!这些见解，对盲目崇古的诗坛偏见，是非常有力的冲击。只是他所强调的新或新意，虽与“世运〞联系，但依然未着实际，主要指的是形式、语言等等表现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离开形式主义道路。赵翼的诗，也有打破束缚、冲口而出的特点，但议论太多，语句亦觉沉重板滞。蒋士铨作诗甚多，题材亦相当广泛，京师乐府词写下层社会风习见闻，以及一些留心民瘼的作品，具有一定认识意义。他以七言古体擅长，刻画景物，具有气势蓬勃、形象生动的特点。但他的创作成就和影响也都不如袁枚。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人。论诗主“肌理〞说。认为“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复初斋文集·延辉阁集序);“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这实在是为当时考据文士以故纸材料入诗寻找理论根据。他说：“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上)。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可见作诗重要的事，不在高举神韵，或死守风格，或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他“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是与他的诗论精神一致的。到嘉庆中，他成为诗坛的一位领袖人物，代表考据学派统治下产生的一个诗派，并影响到近代宋诗运动。 　　后一辈的著名诗人，有江苏武进的黄景仁(1749-1783);四川遂宁的张问陶(1764-1814)。景仁字仲那么，出身贫苦，一生不得志。他的观潮行、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圈虎行、都门秋思等，都系传诵一时的名作。他怀抱不平，但缺乏力量，表现了哀怨婉丽的独特风格。“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他就这样忍受着抑郁和贫苦的折磨。黄景仁诗所以传诵一时，在于一定程度透露了“盛世〞士大夫的苦闷。它的根本缺点，仍在于缺乏广阔的现实社会内容，不能深入揭露社会矛盾。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他是“性灵派〞诗人，诗风和袁枚相近。他的名作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写白莲教起义，虽然本能地诬之为“盗贼〞，但他描写见闻，不仅流露了同情人民、厌恶官军的感情，客观上也揭露了“盛世〞的虚伪和深刻的社会矛盾，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乾、嘉诗人，表现要摆脱上述主要诗派影响的，先后有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等。 　　黎简(1747-)，，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他是岭南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和画家。自称“简也于为诗，刻意轧新响〞(答同学问仆诗)。诗中有画是他的诗最大的特点。“七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这是诗，也是画记。他刻意创新，言人所不能言，确乎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但仍只是一条缺乏广阔的社会内容的小路。 　　舒位(1765-1815)字立人，号铁云，河北大兴人。出身于官僚文士的家庭，中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后来“九上春官，座不得遇〞。舒位以为“人无根柢学问必不能为诗，假设无真性情即能为诗亦不工〞(陈裴之舒君行状)。他读书极博，又奔波四方，接触现实社会生活也颇为广阔。“读万卷书，未能破之;行万里路，仅得过之;积三十年，存二千首〞(瓶水斋诗集·自序)：这就是舒位诗的实际。他的诗以七古为尤胜，如张公石、断墙、老树图、破被篇等都很有名。它的特点，在能冲破束缚，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这里且看他的杭州关纪事： 　　杭州关吏如乞儿，昔闻斯语今见之。果然我船来泊时，开箱倒箧靡不为。与吏言，呼吏坐，所欲吾背从，幸勿太琐琐。吏言“君果然，青铜白银无不可〞;又言“君不然，青山白水应笑我〞。我转向吏白：……身行万里半天下，不记东西与南北。问我何所有笛一枝，剑一口，帖十三行诗万首，尔之仇敌我之友。我闻榷酒税，不闻搜诗囊;又闻报船料，不闻开客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