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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被
改变
命运
天道酬勤
被“保钓〞改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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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运动,又称保钓爱国运动,即保卫钓鱼列岛爱国运动,始于1970年,是指针对日本在美国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恣意侵占我钓鱼列岛,海峡两岸三地〔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等民间力量自主发起的一系列爱国护岛运动。其活动包括游行示威和登船出海到钓鱼岛海域等方式。
那些参与这场运动的精英们如今安在?运动结束后,他们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回到中国效力
“保钓〞运动渐入低谷后,海外留学生们渐渐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才是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根本保障。而许多“保钓〞学生纷纷转向于促进两岸统一的运动中去。
新中国成为他们在对台湾当局极度失望后所有理想的寄托之地。这期间,包括杨振宁、何炳棣在内的旅美著名学者的竞相访华,带回来的都是一个崭新的正在崛起中的祖国的形象。
虽然其时的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尚未平息,经济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但“保钓〞学子们还是朝着圣地涌去,形成解放后新中国第一拨留美台湾学生回国潮。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盛中是“保钓〞运动后最早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之一。他个人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71年9月21日,因为参与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游行示威,并被安排高举招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最后感慨号正好在他手中。等及第二天新闻报道出来,林盛中惊讶地发现,自己和感慨号的照片成为众多媒体的压题照片。
1980年始,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祖国对于海外学子的呼唤日益炽热。当年,与李椿萱一起先后回国的有100多人,苏纪兰也在其列。他们与张信刚同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或读书,均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在“保钓〞运动之后,都将人生的规划寄托在回国报效的身上。
如今,李椿萱,将流体力学用于航天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纪兰,将其用于海洋研究,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张信刚,那么将专业用于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成为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
“1972年,我和两位旅美同胞,向周总理建言,希望在全国人大设立台湾省观察团,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还不敢提代表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1973年中共十大上,第一次有中共台湾省代表团,并且中央委员中居然有了两个台湾籍人士,1975年,人大终于设立台湾代表团,第一批13人沿用至今。〞林盛中一度是全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杨思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务实报国的实践
那些留在国外的“保钓〞精英们如今安在?
除去早期回国的少数留学生外,大局部“保钓〞精英最终还是留在了美国,这中间又有一局部应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契机,入联合国工作,放弃学业而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更多的人那么重回书斋,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环境,矢志专业,终有所成。
“70年代,我回国访问,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变化,让我深切地知道中国的需要,我朋友回国再出国的遭遇也提醒我,当时什么样的途径是报国的最好方式。〞丘成桐说。
1971年,杨振宁访问大陆成功后,又屡次回国进行学术访问,每次回来他几乎都要到清华园去看看,因为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1977年,杨振宁与何炳棣一起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在团结在美华侨爱国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华人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是为协会成绩的顶峰。
2001年,杨振宁和夫人约定回国定居。但是由于夫人的身体不好,归期被一再推迟。一直到2003年夫人离开了人世,在国外生活了59年的杨振宁才得以真正叶落归根。
吴家玮教授亦如是,1983年他成为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期间推动了中国最早一批学者赴美访问研究的工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又义务做中国代表团的随行参谋,帮着处理对外事务。1980年代末香港科技大学初创,他抱着报国的热情毫不犹豫地回到香港,并延聘了大批“保钓〞健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香港科技大学复活了他们的报国热情和赤子之心。〞
显然,对于吴家玮及其同事们来说,当年在“保钓〞运动中焕发的民族认同热情,已经成为后来他们将一起开创一所大学的巨大动力。
1973年,沈君山辞去在美国普渡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到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人生的路向就此改变。
假设没有1970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没有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些思想变换,沈君山这位四十出头,在美国无论是家庭、事业都已经安营扎寨的天体物理学家,或许不会离开已经生活了16年的美国。
从美国“连根拔起〞,对沈君山的改变如此之大,只身返台后,他的妻女都留在美国,不几年妻子那么改嫁他人。1989年他才再次结婚、重组家庭。
“我是在钓运的后期才正式参与的。那时候,杨振宁、王浩、何柄棣等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在美国大多已经功成名就,杨先生更是诺奖得主。他们在情感上倾向认同中国〔大陆〕,杨先生生在大陆,很有爱国感情,乡土感情很重,这也是他当时‘中国最好’心理优先的原因。〞
沈先生坦陈,“在‘保钓’中,我并不是一个核心,而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被遗忘的奉献者
“钓运真正深刻的影响发生在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身上。〞昔日的“保钓〞健将夏沛然如是总结。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的他,1972年放弃所学,参加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工作,视为“报国之途〞,直至年老退休。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他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现任德州第一银行执行副总裁的刘虚心女士,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赤色分子,无法回台,单亲家庭里相依为命的父女生生被隔绝了十余年,1980年初父亲去世时,刘虚心亦未能披麻戴孝,亲自送终。
她和丈夫陈赞煌相识于“保钓〞运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结为伴侣,三十年了,激情依旧,“保钓〞几乎成了夫妻二人各自事业之外的第二份事业,散尽钱财,耗尽心力。
而因为参与“保钓〞运动,58岁的林孝信在三十五年前被迫放弃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领域。如今,林孝信为“保钓〞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奔波。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进行社区普及教育,培养真正是市民社会。1990年代末至今,他一如既往地在台湾的城市角落实践着。但他的许多朋友至今都在为林孝信惋惜,“因为‘保钓’,中国少了一位原可以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
还有一些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台湾,隐于渔民桑梓,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寒暑经年。
刘佩琼教授坦言“保钓〞运动的反思。他说,经历了“保钓〞运动的起起伏伏后,我学会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宽容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再会过喜过悲,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没有偏激和不屑,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在时代的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浪尖,那么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无不具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夏沛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