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五四运动与反传统主义.docx

五四运动与反传统主义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五四运动与反传统主义 　吴 广/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摘 要】五四新文化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集中批判封建礼教，然而是否称得上“全盘反传统主义〞仍然值得商榷。正确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文化；全盘反传统主义 中国文化这个直接的概念并非古来就有，而是到了清末民初，伴随着西方政治上的殖民扩张，西方文化也大规模的地进来了，与之相比较，始有中国文化之说。清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底层百姓的生活日益恶化，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内忧重重，其时已有破堤泛滥之势。然而，与往时不同，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外患。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迎来生产力空前开展的西方诸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它们开足马力，在全球攫取原料、倾销产品。于是，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被它们用坚船利炮翻开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次次军事上的失利，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个个屈辱条约的签订，无疑使内忧中的中国笼罩在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下。首先，内忧外患之下的中国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险；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根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也开始解体，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秩序开始分崩离析，使得中国人在政治社会上失去了重心与方向，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依着原有的惯性继续走下去了，延续了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也不能照着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了。因而，隐藏在政治危机之下的文化危机逐渐凸显出来，而绵延几千年不断之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未接触西方文化之前，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存续了数千年之久，于是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迭一世又一世的行为标准和道德体系，熟悉了这些知识，传统处境下的人们就可应付自如了。然而，近代以来，这种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了。由于军事、外交等全方位的溃败，在政治上，彼时的中国已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社会环境的大变使得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已无往日的自信，深陷囫囵的中国文化想突破困境，唯有求变。 　 五四运动的发生距离今日已将近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了，然而关于这场运动的争议、讨论至今仍未停息，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焦点。五四运动肇始于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并将阵地由上海转移到北京。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1917年，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他聘请陈独秀当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任教。同年，胡适和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倡导文学革命。他们大力倡导白话文，发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随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纷纷响应，积极撰文鼓吹民主、科学、自由等近代西方思想与理念。他们认为，争取个人独立之自由的途径是从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束缚中求得解放。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虽然经过辛亥以来的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局部原因“那么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稳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那么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1919年冬，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时，胡适作新思潮的意义，文中道：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就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但凡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些例狠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更有激进如钱玄同者，他鼓吹：要针砭民族（咱们底）卑怯的瘫痪，要去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疱癯，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应该接受‘欧化的中国’……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使中国成为‘欧化的中国’，即具有现代文明的中国。 　 林毓生先生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定义为全盘反传统主义。他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显著而奇特的事是：彻底否认传统文化的思想和态度出现与持续。近代中国的反传统思想，肇始于一八九○年中国社会中第一代新知识分子的兴起……因此，中国传统被视为每个成分都具有传统特性的、应该全部摒弃的整合体或有机体。这种彻底的全盘否认论自然可称作整体性的（totalistic）反传统思想。〞林先生认为“五四〞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之崛起，主要是由于三种因素—输入的西方文化，传统政治秩序崩溃以后所产生的后果与深植于中国持续不断的文化倾向中的一些态度—相互激荡而成。而“五四〞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与价值的冲击之下未能从传统的一元论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为一有机整体，从而走上了全盘否认传统之路。 　 我们今天再来重新认识和反思“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仍然能够发现一些值得推敲和探讨的地方。李良玉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一文中就对林毓生先生于“五四〞所下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界定提出质疑。他认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其他五四人物后来身体力行的反传统主义的立场、方法和社会后果,与五四精神领袖例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当年所提倡的反传统主义是否完全相同这个问题上仍有商榷的余地。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五四精神领袖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然而与传统文化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些人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中国的旧学问都有相当的造诣，而且盖棺定论都或多或少在不同领域内对旧学有所奉献。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出国留学（美国或日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但他们即使在国外的时期也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而所谓的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正统，批判儒学是否就是“全盘反传统〞呢况且，五四时期的中国给各种思想都提供了生根滋长的土壤，各种思想、主义之间的激荡碰撞在所难免。恰如殷海光先生所述：“我恰好生长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中国文化传统被连根地动摇着，而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般的冲激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影响，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的背逆反响。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种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乐观，尝试与独断之中。我个人正是这样一个大浪潮中间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苦地彳亍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了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响求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殷先生所遇到的问题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所遇到的共同问题，他们也在不停地“摸索〞，不断地“焦虑的思索〞。【参考文献】[1]刘梦溪著.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余英时著.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3]李良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