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构思及根据.doc

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构思及根据 　 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思及根据 　【 作 者】张勤 　【作者简介】张勤 北京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44〕 　【内容提要】本文理论联系实际，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出发，对21世纪中国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思及根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领导干部素质培训菜单的开列，必须以科学的领导干部素质模式为根底，而科学的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理应由文化精神、政治、利益、经济、科技、法治6个根本因素构成，其中法治是根底，文化精神是灵魂，政治掌握方向，利益开启动力，经济为主题，科技作保证。 　【关 键 词】素质模式/文化精神/法治/科技/利益/经济/政治 　【 正 文】 　　素质培训在当今党政领导干部教育中是一项重要课题。为了这种培训的行之有效，开列培训菜单便是不可缺少的先期工作。在实践中，素质培训模式确实立与素质培训菜单的设计往往是一个在互动中循序渐进的过程，对素质模式的充分研究可以尽量防止素质培训菜单内容的偏颇和脱离实际。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时候，历史、现实、未来是干部成长无法回避的三个根本维度。因此，通过对过去党政工作主流思想及曾经流行过的做法的扬弃和整合、对党政工作现实挑战的分析和判断、对可能的国际转折及国家开展战略的研究和预测，笔者认为，21世纪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应包括文化精神、政治、经济、利益、科技和法治6个构成要素，而决定这6个要素根本内容和相互关系的那么是历史性基因、现实性基因和未来性基因。 　　一、从历史性基因看21世纪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成 　　过去的50余年间，我们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认为，建国以来，从观念形态上讲，精神意识、政治意识、利益意识曾分别以主流身份相继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形成了以泛精神、泛政治、泛利益为特征的不同时期。这些不同的社会存在和主导意识，不能不对当时的党政工作和几代官员的成长产生了十分不同的影响。 　　首先是精神因素。这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既包括革命理论的价值及其体现，也包括民族文化能力和共产党人的价值标准及其体现。事实证明，自建党至建国几十年间促使我们节节取得胜利的精神，帮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阔民众夺取了政权，建国初期稳固了政权，并建立起国民经济的根底。“精神〞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无论是战时的无畏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无私〕，既增强了共产党人的自信、团结，又赢得了广阔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既是创业代崇拜的对象及其人生支柱，又是创业代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制胜法宝。为此，作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局部，以革命为内核的精神，理所当然地应该保存在现代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模式之中。 　　但是，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和生活的富裕，新生代干部思想深处对精神作用的认识不能不存在着差异。肯定精神作用者认为，1976年之前精神作用的发挥虽然有过起伏，但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他们依据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成功，抗美援朝胜利，北大荒巨变，大庆油田创业，原子弹试验告捷，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大批涌现及其创造的时代精神、巨大物质财富和社会价值等事实断言，“中华民族只要追求开展，革命精神的发挥永远少不了〞。否认者认为，精神作用的长期超常发挥，已使当时的人严重地无视了客观规律和科学价值，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健康开展。他们根据“大跃进〞口号破灭、盲目增产失败、过度开展经济破坏了环境等项事实断言，“少谈精神，多搞科学，多搞经济〞才是明智的。夸大精神作用者认为，依据国内贫穷、国际封锁的条件而言，“革命精神是促使人们当年取得全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经验今天完全适用〞。对精神作用认识的这种反差，今天仍存在于各行、各业、各个层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当中，甚至创业代干部在市场经济和新生活面前，也存在着“自信自豪〞、“无怨无悔〞与“悔不该当初〞的个体差异。因此，我们需要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厘清曾经被奉为“至宝〞的精神的真实内涵、作用，才能正确理解列入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中的精神要素，以防止纸上谈兵，难于收到实效。 　　其二是政治因素。1966年前后的中国，精神作用被强调到极致，对领袖和英雄的崇拜近乎盲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有百年积弱遗留的贫穷、封建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国门闭锁带来的闭目塞听，也有制度方面的种种原因。当时，虽然经济建设已不可防止地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但精神主导的惯性使得人们更乐于以“政治坐标〞判断衡量一切。作为主要是阶级和政党活动的政治，此时成了包括政治家、政客在内的全民的职业。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强国理想的实现，更在十年的“左〞倾政治中，使我国的国际交往因以意识形态划界而陷入孤立，国内经济因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濒临崩溃。十年的狂热，不啻于用撕破真理的方法实施了一次所谓“政治〞的教育。痛定思痛，它使“政治占据何种地位对国家开展最有利？〞“党务活动、政务活动、企业活动、商务活动、学术活动如何泾渭清楚，又主从得当、功能互补〞等问题，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学者以及许多有识之士认真追寻的课题。为此，对嵌入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政治观应有认真的研究和界定。 　　但是，我们的干部对于十年动乱的反思往往显得不够成熟，特别是远非所有人都从政治的正当性、政治形式的恰当性去总结教训。今日干部有的从实惠的理念出发，以经济否认政治；有的从价值永恒的理念出发，以科学否认政治；有的从功利追求的需要出发，以机巧之心玩弄政治；有的从浅薄的历史观出发，醉心于政治的万能。实际上，政治活动是掌握国家及其经济开展方向之舵，没有政治活动的国家和没有国家的政治同样不可理解。所以，因厌恶十年“左〞倾政治而歪曲政治，甚至否认全部政治的种种错误认识必须得到纠正，随意去除干部素质模式中政治要素的做法更是草率的。但我们列入党政干部素质模式的政治观必须是正确的成熟的政治观。 　　其三是利益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对正当利益的肯定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既是文明的进步，也是人们利益意识的初步觉醒的反映。但由于法制的不够健全，体制正处在转轨变型期，特别是国人依照规那么获取利益的心理准备缺乏，利益泛滥与利益觉醒几乎同时而至。为此，正当的利益观及其实现准那么，不能不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成要素。 　　但对于长期以来崇尚精神、崇尚政治的国家和人民来说，由不谈利益到突然谈利益，由羞于谈利益到理直气壮地谈利益，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危险。危险来自具有崇拜癖的人们，他们把崇拜精神、政治的神经一下子引向了利益，直至把非利益的一切全都淹没。“五九病〞现象、领导班子因贪污或受贿集团覆灭现象等，都不过是此一思潮卷起的沉渣。为此，在将利益因素列为党政干部素质模式之前，对“何谓正当利益〞、“如何保持利益觉醒势头〞、“如何整治利益泛滥〞等问题，应该先期在思想方面取得正确认识。 　　50年间，精神、政治、利益三因素的演绎关系及其提出的假设干难题在于：(1)面对历史，人们在积极精神论、精神决定论、精神无用论之间应该做出抉择，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建设者是“伟大奉献的一代〞还是“愚昧的一代〞必须做出或肯定或否认的明确答复。(2)面对历史，人们在积极政治论、政治决定论、政治无用论之间应该做出抉择，对政治的科学含义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必须做出准确的答复。(3)面对历史，人们在利益正当论、利益至上论、利益庸俗论之间应该做出抉择，对“优秀领导干部〞的利益观必须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释解。三个问题及其答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中国的党心、民心至今普遍高度重视此事，而且在于官员离开对它的正确认识难于行正致远，民族离开对它的正确认识难于长足进步。 　　二、从现实性基因看21世纪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的构成 　　在世纪之交，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开展，对各国政府的影响日益巨大。一方面，各国政府必须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时机和高科技的成果增强自身的实力，以求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确立并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各国政府还必须站在正义、道德、人权的立场上，揭示出资本加科技将掠夺世界资源合法化、将剥夺穷人权利合法化、将“信息科技种族隔离〞合法化的危险。在这里，清醒的认识、正确的策略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在我国确实立，尤其是中国即将参加WTO，中西文化必然在内外交往的活动中发生冲撞。比方中国崇尚和谐、中庸，提倡顺其自然，而西方崇拜实力，强调竞争和不断向传统挑战；又比方中国崇尚悟性，而西方崇尚契约等。但是，要与国际社会沟通、融会就不可能回避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所以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文化的综合创造能力。 　　然而，文化综合创造在我国的社会心理方面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对于几乎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现代文明，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接受起来难免有些不自在。无论出于自尊、自爱或自大的考虑，通常总是先期预设诸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类的原那么，而在操作层面先期预设的原那么却又往往得不到准确的贯彻，结果不是一切受之便是一切拒之，再要么就是以眼前利益得失的衡量来决定弃取，而保护民族文化精华的意识极其淡薄。中西文化沟通、融会创新的另一个困难来自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西方人办事时首先会想到规那么，深入思考“我该依据怎样的规那么办好这件事〞；中国人办事时首先会想到关系，认真考虑“同我打交道的是谁？他拥有什么关系？〞前者重视规那么、轻看关系，后者重视关系、轻看规那么。这样，为了实现沟通必须调整各自的习惯，而调节甚至改变习惯，将是比调节认识和改变态度更为困难的事情。总之，文化综合创造的全部关键在于，现职的和未来的党政干部对此有无思想准备？如果有，在非我文化之引进和自我文化之改造的方方面面，又是怎样准备以及准备到了什么程度？这正是构筑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二，经济及其活动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与文化〔精神〕、政治、利益及其活动相并列，同是构成党政领导干部素质的要素。作为开展中的国家，促进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现代素质水平提高的兴旺经济的条件，包括国家、地区、家庭的经济实力，参与现代企业、商务、金融、信息、学术活动的时机等，不能首先具备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完全具备。这就注定了在经济开展有赖于领导干部素质水平高，而领导干部素质水平高又有赖于经济兴旺的矛盾局面中，我国的领导干部必须直面并解决开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有关经济的所有问题。其中，如何解决市场规那么与传统行政相磨合的矛盾，旧式经济经验向当代经济运作技能过渡的矛盾等，也许是领导干部跟上时代的关键。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开展经济的活动中经历思维方式、制度建设以及管理手段的巨大转变，在金融、商务、财政、信息等新知识方面进行足量的储藏，才有可能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具备领导能力，在当代经济的主战场上充当指挥官。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以金融体制和企业体制的融合促进转型经济和开展经济同时增长。这一目标的达成，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驾驭党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意识，具有效益、效率、产品生命力、商品市场占有率、企业影响度等观念，具有调节效率与公平矛盾的能力，具有取舍硬价值和软价值并实现科学配比的智慧，具有协调集权与分权、适用与符合、急进与渐进、开放与保护的艺术，具有用科学思维取代常态均衡思维、简单思维、直线思维的勇气和力量。总之，对领导干部经济素质的综合要求是：既有建设国家的自信、思路、能力，又有化解开展经济误解，排除经济开展故障的智慧和协调的策略。 　　其三，经济的全球化之所以来势汹涌，在于经济兴旺国家可以借助其雄厚的资本和高精尖科技的力量，对广阔开展中国家和兴旺国家中的弱小经济实体甚至穷人实施“文明的〞抢掠，从而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某些开展中国家和兴旺国家中的中小规模的企业及普通公民，之所以剧烈地反对经济全球化，那么基于他们对资本加科技可能借助经济全球化形式，疯狂掠夺经济弱者的认识。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几点：(1)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生产能量和市场拓展能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