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沦陷区青年作家群散文创作的情感体验文学专业.doc

华北沦陷区青年作家群散文创作的情感体验 摘要：抗战时期,在日伪法西斯文化专制下,华北沦陷区的爱国进步作家在险恶的环境中,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抗日情感,提倡乡土文学。散文创作以闲适性为主要特征,描述了沦陷区散文的面貌，分析了沦陷区散文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和成因，指出了散文对历史的继承和在现实中图生存求发展的处境，并充分展示了华北沦陷区青年作家群散文创作的情感体验。 关键词：沦陷区、民族文化、回忆、散文 一、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历史背景 与法国时期的文学不同，华北沦陷区没有地下文学，其文学活动的主体基本上囿于殖民当局认可的范围，作品也都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面试。日本侵略者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在殖民统治中的作用，对华北文坛进行了干预。频频派出日本文学报国会官员和作家来华视察和指导，但是当局没有能够形成行之有效的文学纲领，华北大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屈从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尽管不能充分表达思想，尽管不少人借纯粹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聊以自慰，尽管有人以写作为谋生和出名的路径，尽管也有人想通过文学达到卖身求荣的目的，但就华北文学创作主体而言，纳入伪政权轨道的伪文学直到抗战也没有建立起来，这是由种种因素制约和促成的。 黄万华.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J].文学评论,2004(4) 这些作品贴近直接现实，反应抗日斗争的内容又很难面世。于是内心体验，讲述身边故事，谈往昔岁月的作品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对于身边的战争和战争暴行的疏离，也是对战争和暴行的一种价值判断。 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薄弱环节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终于在经过了长时期的不懈努力之后，于90年代中期取得了第一批重要成果。本文拟回顾此前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历史，评价以这批成果为代表的研究现状，并对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提出初步的看法。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文学从1939年开始兴起, 1942年发展繁荣,1944年以后萎缩。在日伪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下,抗日爱国的进步文学遭到摧残,然而爱国的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坚持战斗,表达抗日的民族情感。华北沦陷区文学批判了低级庸俗的色情文学,提倡爱故乡爱本土的乡土文学。在文学创作上,从文体的运用、题材的选择,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散文的写作方面更饱含了华北沦陷区青年作家群的思想动态。 黄万华.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J].文学评论,2004(4) 早在1941年就有人比较中国各地的散文创作形态，说：“七七以后，中国文艺界受了战事的影响，各地有各地的发展，而呈现出相异的形态。就散文来说也是一样的：在内地流行着的是具有战斗性质的报告和通讯；在上海，则西洋杂志文最占势力；而北方，则整个笼罩在随笔和小品两种形式之下。”从1939年取得突破到1944年退潮，华北沦陷区散文创作基本上呈现两种形态：一是记事状物，笔墨优美细腻，追求何其芳、李广田早期的风格境界，强调的是个人性的抒怀；二是知识性趣味性小品写作，周作人是最大的代表。这类作品题材不分大小，范围无论古今，探寻人情物理，着重的是闲适冲淡而略带青涩的韵致。 　　周作人从“隐居”、“清玩”而终于变节下水，成为华北汉奸作家的招牌人物，这是一面；他此时出版的八部散文集，其中不在少数的篇什却体现了文学与人格的叠合与分离。他的回忆散文、知识小品化枯淡为丰腴，读书札记一类也将死材料与活思想交融得十分融洽，既显现一己的情趣，又流露个人的识见，不乏艺术价值。《上坟船》出入民俗文化，其文笔情致直追20世纪20年代的《乌篷船》等名篇。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既隐约了曲折的心路历程，也对当时的华北散文产生良莠不齐的影响。 华北沦陷区散文创作以“个人性”、“闲适性”的随笔小品为主潮,知识小品随笔创作形成强势。资深作家多热衷于创作抒情状物小品和知识小品,周作人《谈鬼怪》、沈启无《无意庵谈事》、永明《听雨庵随笔》等,是这类散文中的代表作。 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 1、 沦陷区文化对文人的影响 侵华战争造成了沦陷区异质文化间突发性的全方位杂处与错位，生活在沦陷区对于作家心理上的影响是复杂与微妙的，因而普遍流露出远离政治的心态，在文学中隐晦表达民族意识，以寻求心理的解脱，战时状态下文人的文化认同更加显得艰难而可贵。 沦陷区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日方对此无所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日被方的文化工作不屑一顾，正执拗地保持着沉默，以期对分裂的祖国完成消极的义务，中国知识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远较其他国家为大，这是一般研究中国的人所都承认的，所谓“欲制中国，须先制知识阶级”乃是各国一致采用的公式，日本的当局者也不例外。即使在沦陷区，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固守不合作态度抵制立场。 日本文化知道当局对沦陷区的文学现状富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林房雄把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作家身上，可是在实行过程中，他体察到，扶植青年作家的阻力却来自如本方面：指导当局对文学一些理解都没有。在与“反动老作家“周作人的争斗中，以林房雄和片钢兵为后盾的沈启无等一败涂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同样这例子说明了，日本当局无法对华北沦陷区的文艺实行一致有效的控制。 沦陷时期，有为数不少的投机钻营者。他们屈从于侵略者的屠刀， 将国家名族的前途置之度外，为了一偏袒的私利和私欲，编造荒谬粗俗的媚敌事仇文字，也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学生 青年，他们受到日伪奴化宣传的毒害，不辨真伪，炫于官方“奖金征文”的名与利，杜撰合乎当局口径的创作。如果将这种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低劣的作品，也归入虚构性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它们属于官方文学即汉奸文学。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沦陷区当做与中国想脱离的独立“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失却了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参照，借助于既存政权的力量创立文艺活动并服务于既存政权，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图解日伪政治的主张和宣传口号，配合当局部署的各种殖民活动。它们或者赤裸裸地歪曲现实，美化美化侵略者。 但是也有作家着笔于侵略奴隶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嬉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桑榆的报告文学，季风、金光军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多变，教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者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南星的《松堂集》、唐景阳的《归乡》等创作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 2、华北青年作家群散文里散发出了民族情感 随着张秀亚、毕基初、林榕等一批年轻诗人的加入,华北沦陷区的小品随笔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散文创作态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个人性散文中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与反抗奴役的时代主旋律相融会,显示出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他们的作品虽也偏重于知识理趣的叙写,却又时时让人感受到青年期的压抑与苦楚。林榕的《远方的梦》,所传达出的正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年轻作者共有的苦闷的心绪,并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基本意象。 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压抑、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常琐事中发出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丁丁、韦长明、予且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之作。而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获得了某些发展。 华北沦陷区散文作家进行小品随笔创作,对于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毕基初取材于山村生活的作品与粗豪刚烈的文风，成为关永吉等人乡土小说的先声。关永吉是华北乡土小说的主要代表，出版有短篇集《秋收》、《风网船》，中篇《苗是怎样长成的》，长篇《牛》等，作品大多取材华北乡村贫穷动荡的历史与现实，在现实主义的笔触中寄寓民族反抗意识。如《牛》写华北小镇高家三代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兴衰荣辱，以高家子弟离乡出走的情节形式表达了对“我乡我土”的无限眷恋与无奈诀别。 毕基初的散文小说的创作,刻画了形象各异的山林草莽人物,在为正常社会秩序所不容的极端状态中开掘民族意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引发了华北乡土文学的勃兴。关永吉是华北文学中最早倡导乡土文学的作家,他的《牛》、《苗是怎样长成的》等小说表明作者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切人文关怀。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 黄肃秋的文章，让人感到，经历了人世间的沧桑之后，重逢那刻既让人激动不已又不知所措，作者将人在今昔与往昔的时空变化中复杂的情绪流动用自由、舒展的抒情预言表达出来，它是一种表现内心情感律动的音乐美，能够展现作家内心深处千变万化、迂回曲折的情绪流线，从而表现某种自然而又力的生命音响。 三、寻找精神上的延续感和归属感 青年作家在作品中回忆的成分占了相当的篇幅，对于故人、故乡的回忆，既是对于失去的过去的悲歌也是试图通过重描以往生活寻求时间上的延续感，在生命受威胁的战争环境下最能安抚身心的莫过于此举了。 在华北沦陷区散文创作界，林榕是公认的“大手笔”。像当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数文学青年一样，初写散文时，深受何其芳的影响，在作品中刻意追求古典诗文的意境，流露多少带有赶上意味的诗的情致；祖国山河破碎的现实又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了摸不去的阴影。于是，散文成了作者逃避孤寂、宣泄纷扰的慰藉物。当时的散文随笔大多津津乐道于身边的琐事，不能选取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素材，即或有的文章辞藻华美，仍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获得美感。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 林榕的散文略胜一筹，主要在于，他清醒的意识到，内心自我不能与外界脱节，“我有着无数远方友人思念的心情，所以常有所感，在寂寞的岁月中，遂记下当时的感触，这并不是简单的是对景的生情，更没有琐碎的身边琐事，我总觉得在这心情的里面，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周围的环境与社会”（《远人集。后记》）。特别是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作者更加注意扩展散文的内容，以便得到“无限的伸涨”。在惆怅里我意念着江南的春天，期待一声雁叫，等待雁飞，又给我心中一片淡漠，我的灵魂欲探险而不能，幻想我是那“人”字阵里的一员战士。透过寻常的事物阐发一点人生的体味，在平淡中自认展示出一点新意，这正是他的散文的突出特点。 毕基初的敏感和细腻是别具一格的。许多微小的景物都能引起他无限的感概和惆怅。华丽的辞藻之间常常流露出追怀与寂寞之情。对于他来说雨伞是雨中漫步于路上的“美好的天地”、是“爱的温情”。然而，这已是记忆中的事了，现在，那雨伞“默默的放在屋角久无开合”，象征着作者所为之深深感伤的“爱着的情疏”一架无弦的琴给予他“默默与深思”。他并不是以仿效古人的矫情来显示自己的清高，而只是用它“点缀生活的空虚”，他的感怀在无弦琴的沉默中找到了寄托《无弦琴》，见到将会枯去的花圈，作者“忍受不住灵魂的寂寞”，去寻找“生命里不朽的花圈”。而他那存在着的友情的花圈，是“用骨头雕成用血染色的一只指环，一只戴在一个人手指上的指环”。这样多情的怀念就不会褪色。这类文字过多地渲染离别忧愁，过多关注琐屑微末，使作品显得低沉、轻若，但它们毕竟真实记录了一个为恋情和“冷的寂寞”所困的青年的心绪。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 就内容而言，毕基初的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青春期的孤独，爱情的失落以及对于岁月蹉跎的感叹，形成了与他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哀怨迷茫的基调。他忘情地将自己的感觉和生活投入到散文中，从他的散文里，我们也就可以窥见他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他把自己形容为在边城风沙中跋涉的“黄昏过客”。在枕上捡起一根白发，乃悲哀自己的苍老：“一个白发落在枕上，我就像持有魔法的白莲教遇到克星将无法隐身。它又同一支还魂草，把我漂流于无涯的生命激流中”。虽然白发象征着苍老，但一根白发引出如此低沉萎靡的系念，也未免过于多愁善感了。散文《蚌涎》更为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