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晚年政治转向孙中山与苏联结盟之路.docx

晚年政治转向,孙中山与苏联结盟之路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 1920年6月，54岁的孙中山正陷入与广州军政府的冲突中。“护法〞仍然是他口中频繁迸出的词汇，此时他身边最可依恃的军事助手是陈炯明。很快，他们将驱逐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为革命者重新辟出一块根据地。 孙中山并不知道，彼时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和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俩人的肖像并排挂在主席台上方。他在苏俄的知名度此时正处于上升期。时隔不久，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刘泽荣给孙中山发去了电报，邀请他前往苏俄。电报的初稿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邀请您前来俄国，以便让您有时机直接了解俄国革命的伟大思想。这后半句在终稿中被改为：以便让我们有时机直接了解中国革命领袖的思想。 这个变化相当微妙。更有趣的是，在这封电报之前，刘泽荣同时给孙中山和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发去电报，呼吁他们成认苏维埃俄国。 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行为，显示出苏俄漂移的外交策略。孙中山的立场也同样难称坚决，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伊始，他就致电临时政府示好，但未得到答复; 1918年夏，他又给苏维埃工农政府电报，终获回应，不过孙中山似乎没收到这封回电。更早些时候，他已有拥护德、俄、中的无产者结盟，共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想法。但在有苏俄政府背景的刘泽荣1920年向他抛出橄榄枝之后，孙中山却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合作建议。 俄罗斯历史学家米·柯留科夫据俄罗斯档案资料所撰艰难的结盟之路称，苏联方面的建议包括：全力支持中国青年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行动;尽快成认苏维埃政府;为了建立俄中友好关系应尽快向俄派出官方代表团;应采取一切措施让中国侨民有时机返回祖国。 正发动返粤讨桂军事行动的孙中山，此时颇为期待外国的援助，何以对苏俄的热脸却无动于衷？同年，苏俄的阿·波塔波夫将军在与孙中山和陈炯明屡次的接触中发现，孙比陈炯明对苏俄更为警觉和不信任：“他屡次谈到不相信我们会在俄国建成共产主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特使米·波波夫在上海考察后，对孙中山的评价也甚低：他是一个旧式军阀，除了军事之外再也想不到别的拯救祖国的方法。 苏俄政府很快也就知道，孙中山正试图与日本——他所宣称的“帝国主义〞结盟，以获得革命的钱财与武器。这符合孙中山的政治性格，虽然总是在标榜坚决的主义和立场，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有着颇为功利主义的一面。 这是孙中山在1923年初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著名的联合宣言之前，颇为曲折的一段小插曲的局部细节。苏俄曾对孙中山深感失望，一度放弃了他;而孙中山也在特定历史时期试图与“日本帝国主义〞勾肩搭背，轻视了苏俄所蕴藏的巨大潜力。 但就如孙中山一贯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在发现苏联确实会成为有助于他夺权的最重要盟友时，他又迅速改弦更张，将热脸奉迎上前。孙中山晚年的再度崛起，以及国民党对江山的北进攫取，都与苏俄这个枪杆子中迸发出的政权紧密相关。 /陈炯明，20 世纪20 年代广东的军事领导人，与孙中山合作，又因政见不同决裂 艰难的结盟之路 “1917年，苏俄劳农政府甫成立。各国以兵力压迫其边境，恫以封锁。谋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而世界竟无表同情者。时先生在粤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已预料苏俄革命必能得最后之成功。于是托华侨由美洲费重金致电祝贺列宁，勗以努力，奠定劳农政府根底。列宁得此电讯，不啻闻空谷足音，始悉远东亦有赞助其主义之友党在。观此一线光明，于心滋慰〞。 孙中山的美国参谋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中，这样描述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的结盟经过。这当然是简化且与事实局部不符的表述。诚如上文所言，孙中山在1920年时尚不看好苏俄，彼时他对寻求“日本帝国主义〞援助似乎更感兴趣。 孙中山与苏联的结盟充满艰辛，依据苏联方面解密的档案，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对苏俄的合作意向漠然，苏联方面也有过屡次反复。米·柯留科夫在艰难的结盟之路中说，1920年秋，北京政府派张斯麟将军到莫斯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认为可以完成同北京政府签订条约的目标，该委员会副主席卡拉罕准备宣布，俄罗斯联邦拒绝给“以暴动反对中华共和国〞的任何力量以支持——孙中山显然就是这种力量。 苏俄已在此前公开表示，放弃和归还沙皇政府在中国取得的各种特权。但北京政府在表示感谢之余，却以“中国为协约国之一，所处地位不能对俄单独行动，如将来协约国能与俄恢复贸易与邦交，那么中国政府对于俄政府此种提议自当尊崇〞。 由于张斯麟莫斯科之行没有到达预期目的，在其离开莫斯科后，苏俄政府又想看看孙中山方面的态度。1920年10月，格·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当月底，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给孙中山发了最后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信。 在这之后两个月，孙中山“带着一个军火商头目突然来到一个公司，准备用日本的钱和日本的武器讨伐北京〞的情报，传入苏俄。苏俄对孙中山的印象变得非常差，认为陈炯明都比他更像一个革命家，孙更多是精明的外交政客而已。整个1921年，苏俄开始试图建立与南方陈炯明和北方吴佩孚的联系。 但在1921年11月初，情况出现转机，莫斯科收到孙中山写给契切林的复信。此时距契切林发信已整整一年的时间。孙中山给出的说法是，他在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契切林的来信，而之所以过了这么久才作复，那么是因为他等待着“想见见为您送信的使者〞。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921年8月28日。 在这封信中，孙中山批评中华民国政府说：“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底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 孙中山希望，在这期间，能与契切林和“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他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 契切林疑心孙中山的老实度，但还是请示列宁对与孙中山合作的立场。列宁的回复是：“我认为应当千方百计客气些，经常写信给他并且要秘密派遣我们的人驻在广东。〞 此时苏俄政府的对话政策主轴仍是“首先同北京来往〞，与广东孙中山政府的接触都是秘密进行的。如契切林在12月7日的一封电报中所言：“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 而随着苏俄与北京政府结盟未见起色，孙中山的好运气开始了。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屡次长谈。此时孙中山对与苏联合作仍存很大顾虑，他担忧结果会导致帝国主义加大干预，从而增加中国革命的困难。此时，苏俄的国际处境已不似从前艰辛，孙中山对其尚不看好，可以想见，在1920年苏俄更为孤立无援的情境下，其内心真实想法为何。 进入1922年，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一个叫越飞的苏俄资深外交官，出现在孙中山的面前，他的竭力推荐，让孙中山最终在苏俄寻求中国同盟者的探险中脱颖而出。 1923 年8 月14 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与海军官兵合影 越飞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时，肩负了多条使命。他当时脚踏三只船：与北京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同时暗地里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络。 苏俄已改变此前放弃所有在华特权的宣言，不仅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有自己的盘算，且出兵进驻了中国享有主权的外蒙古。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越飞虽有意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但这种想法不被俄共（布）中央所接受。 为了让北京政府处于谈判中的不利地位，越飞试图将吴佩孚和孙中山联合在一起，给北京造成压力。但吴、孙二人没有合作意愿。在多方权衡之下，越飞决定抛弃吴佩孚，支持孙中山。这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吴佩孚在中东铁路尤其是外蒙古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蒙古属于中国，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苏俄军队必须立即撤走。这并非随便说说，吴佩孚还向报界公开了与越飞的秘密联系，以示“绝不讨好俄国〞的决心。 孙中山那么不同，他在这两个问题上，几乎同意了苏联的所有要求。 其实，苏俄并没有觉得孙中山的部队和旧军阀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很清楚孙中山的行事风格——为达目的会笼络所有可能的合作伙伴，1922年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推杯问盏即是一例。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订的前夜，1922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上，一份秘密决议中，记录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引起中国所有民族革命分子对他的敌视，那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做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之前，苏俄政府发言人曾公开指责孙、张是“邪恶的联盟〞。 苏联原本是想与吴佩孚结盟，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军事和经济实力也比不上吴佩孚。但吴佩孚在外蒙古和中东路上的立场，以及他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且通缉共产党的行为，让苏俄意识到根本没有合作的空间。 广为人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于1923年1月26日。孙苏正式结盟。这篇宣言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根底，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当然是很委婉的说法，它其实是改变了此前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废约和无偿归还领土、资源的立场。 苏俄的这个新诉求，在北京政府和吴佩孚那里都不能获得确认，但已被陈炯明抛弃正孤立无援的孙中山，那么愿意接受它——孙并未代表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但苏俄愿意利用他。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三条和第四条即是关于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的内容：“因成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从“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这一点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对苏联尚未全情投入，仍为和张作霖及日本合作预留空间。 从越飞写给俄共（布）领导人等的信中可知，在和孙中山的会谈中，双方谈论最多的是孙中山未来的军事开展方案，这是他们对外公开的宣言中所没有的内容。孙中山的方案是，北伐消灭吴佩孚，这需要苏联派军队佯攻东北以牵制张作霖，迫使其交出北京政权，帮助孙中山夺权。按照这个方案，苏联要援助孙200万金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