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docx

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内容：契诃夫的小说文风自然，质朴，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就受到了他的很大影响，汪曾祺在很多文稿中也谈到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从三个方面来谈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小说取材和写作角度；人道主义以及情节的淡化。 关键词：小说取材 人道主义 淡化情节 汪曾祺，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其笔下的乡土文学，是一种平实与飘逸的统一，疏朗清淡却又有着浓厚的人情味，没有工笔画的细致雕摹，却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梦一般，假设有假设无隐隐约约，在曲弦丝竹的伴奏之下，将一个个人物的乡土生活铺展开来，有浅浅的欢愉，也有淡淡的悲伤，余韵悠长。他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写作风格，与他所受的文本和作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在他少年时期，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对他影响重大，而其在西南联大时大量涉猎外国文学，尼采、叔本华、萨特的思想和契诃夫、普特斯特的小说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4年汪曾祺在谈风格中提到，“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那些作家的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代人里有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实际上，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契诃夫的很大影响，与契诃夫小说相比较，汪曾祺的小说同样以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描述对象，并且以他们的生活为取材内容，对他们表示了人道主义的关心。而在写作手法上，汪曾祺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也注意淡化情节，形成了简捷自然的文风。 一、小说的取材与视角 契诃夫的小说取材是非常广泛的，几乎涵盖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贵族将军，下至贩夫走卒，但无论从作品的重点还是从作家的聚焦点来看，对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契诃夫小说创作所具有的重要特点。小市民、小公务员以及深处社会底层的村夫、歌女等各色小人物，在契诃夫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展示。对小人物的关注，必然使作家把眼光投向他们的平凡生活。契诃夫认为，“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生活是无条件的、直率地证实。〞契诃夫严格遵循客观写实的原那么，通过各类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俄罗斯民众生活的本来面目，对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对麻木而奴性的扭曲者进行锋利的嘲讽，并向造成这种现象的黑暗社会发出强烈的抗议。作为一个始终充满了对“人〞的关心的人道主义作家，透过种种表象，其作品中也一直表露出对未来光明前景的憧憬和向往。 纵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创作，对故土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述是其创作的最主要也是成就最大的局部。车匠、茶楼老板、贩水果的小商贩、画家、和尚……汪曾祺以众多的小人物群像，描绘了一幅幅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汪曾祺曾说，“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它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开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看，契诃夫“我会用平和安静的普通生活作为题材，照它原来的面目写出来〞的特点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小说视角上说，契诃夫式的视角，也就是通过描写乡村、城镇大量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来解释重大的生活问题，挖掘深刻的社会主题。比方在契诃夫的小说丈夫中，并没有描述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而是通过一个19世纪80年代俄国小县城的下等文官的描写，来表现一个主题——伴随资本主义文明的输入，随之而来的是人性的沦落和变异。这种视角，使契诃夫暴露生活中的庸俗事物以及使普通人不能自拔的可怕的萎缩的泥沼。而契诃夫这种“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有着类似的表达。但不同的是契诃夫以一位医生的冷静、客观，以笔为刀进行病理的探索，并对笔下人物报之以轻轻的叹息。而汪曾祺小说对人的关注的独特视角，是充满了暖色调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对人性善的歌颂和对和谐的人的理想追求，是汪曾祺小说取材的重要视角。“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觉察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二、人道主义情感 其实，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情感也是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的。契诃夫曾对19世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制度极为不满，尤为找不到出路而郁闷，于是在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小人物〞，他通过对这些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表现出作者对沙皇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深刻的嘲讽和对生活强烈的否认意识，也透露出他深深的迷茫情绪，通过对“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在变色龙、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人物〞形象无一不如此，显得非常锋利深刻。同时契诃夫深情地描绘了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度下农村的劳动人民醇厚古朴的风俗人情和清新旖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道主义是契诃夫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契诃夫说，“只因为小人物小，就用傲慢轻蔑的口气奚落他们，那不会给人的心灵添上什么荣耀。〞通过对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的描述，表达了对人的悲悯和关心是契诃夫小说创作的主基调，虽然这种表达以冷色调的客观冷静为主，但是其中对人所遭受苦难的感同身受来源于他的深切同情。他有一个信念，“当我们把人们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他们自己面前时，他们是会变好的。〞 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受契诃夫影响的人道主义情感。汪曾祺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其实是汪曾祺乡土小说的最大特色，其小说平实朴素浑然天成，充满了对乡土民间生活的喜爱，是一种暖色调的情感。在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中，不是没有悲的东西存在，相反，有很多，但是却依然如同汪曾祺的“和谐〞的文风一样，即便是悲，也是充满了汪曾祺人道主义情感的。在汪曾祺的心中是有着些许哀伤的，不管是其散文还是小说，都有隐隐约约的哀愁存在，而汪曾祺可贵之处就在于用他滤过的记忆来讲述悲，让一个个悲变得柔润，留下了哀伤的气息和作者的人文关心。在其乡土小说中有众多表达，而且都很简短，往往只有几句话。职业里孩子最后一句“捏着鼻子吹洋号〞，“这放天喉咙的声音里，充满了童趣，也倾注了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小孩子失去童年的辛酸〞；露水里女人“第二天还是在轮船上卖唱，唱那‘你把冤枉事对我来讲’〞，生活仿佛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起点，生死离别却挡不住为生存而唱下去的悲凉声音；陈小手里“团长觉得怪委屈〞，因了团长的“委屈〞，陈小手也就从白马上跌落下来，成为了对这委屈的最好的注解。在这些文章中，有贫苦，有辛酸，有生死离别，但在汪曾祺笔下，以一种饱经沧桑的心境一言以蔽之，在淡泊了悲的同时却留下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韵，这就是其对悲的平淡抒写，余音渺渺，却表达出了汪曾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感。 三、淡化情节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契诃夫的小说从总体来看，不以情节取胜，虽然变色龙、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很有夸张意味，情节上非常吸引人，但是他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没有这样大起大落的情节，他更注重的是有意淡化作品的故事情节和外在冲突，小说事件和场面都普通而不奇异，往往以“小人物〞的言行展现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含蓄、深沉、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汪曾祺曾高度赞扬“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而且汪曾祺受到契诃夫的影响，认为“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他的大量小说也是以淡化情节为艺术特征的。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的小说观念大概还停留在契诃夫时代，是主张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的。〞 深受契诃夫的创作影响，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经过淡化处理的。汪曾祺的小说，往往被称为是散文化的小说，其原因就在他的小说往往很散，曾有人说除了感觉，汪曾祺的小说一无所有，但正因为这种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形象，才使文章更有古典诗意之美，朦胧隐约空灵飘渺。从人物形象说，少有人物形象我们知道其具体面貌，往往是轻言淡语。譬如明海，通篇都未描写他的相貌，但是在读者心里却自动形成了一个假设隐假设现的聪明伶俐干净利落的小和尚形象。有人说汪曾祺小说致力于人物的符号化和象征化，确实，如明海的三师傅，汪曾祺只用了“聪明精干〞四个字就将该人物符号化，而有的文章中虽然不明确符号化但是在读者心中自动地就形成了人物的象征形象，没有具体相貌但却又隐约可见，如八千岁里的宋侉子，高大、仗义、热心就是自动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可以说，汪曾祺在淡化人物形象的同时却将人物形象诗意化，绝无精确细致之笔，但却如写意画一样将所画之物的神韵点出，写八千岁的二马裾，意不在描写人物形象，而是借二马裾点出八千岁的吝啬。而从故事情节方面看，也是经过了刻意的淡化处理，亦是散文化的情节，在汪曾祺的笔下没有诸般巧合，少有矛盾冲突。以淡化的情节、诗化的生活实境和人物形象展示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成为了汪曾祺小说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1] 董建雄论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青海师专学报、2004.6 [2]杨海濒论契诃夫剧作的诗化及美学意义、南京师大学报、2022.3 [3] 柳假设海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比较学视角、中国俄语教学、2022.5 [4] 李曦怡比较文学的接受学与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差异探析、黑龙江史志、2022.6 [5] 李蔚松汪曾祺创作个性成因初探、广西教育学报、1998.3 [6]柯玲论汪曾祺文化人性形成的自觉意识、盐城师专学报、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