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docx

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 王庆位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8） 。赵南星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肃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代；赵南星；政治改革；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k22023/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2306-723x（202223）06-0115-05 赵南星（1550~1627），散曲作家。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XX县区）人。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汝宁推官，历户部主事、吏部考功、文选员外郎。上书陈述天下四大害，触犯时忌，乞归。万历中，起为考功郎中，主持京师地区的官员审察，他罢黜贪官污吏，遭到讦谤，被严旨削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迁左都御史。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被宦官魏忠贤排斥，削籍戍代州至卒。赵南星“慨然以整肃天下为任〞，进行改革。特别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付诸实施的改革实践，在当时的明王朝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他的有些做法和改革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健全管理制度整顿吏治恶行 万历十七年（1589年），赵南星被任命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就立即向皇帝上剖露良心疏，就是要向皇帝“剖露良心〞。赵南星列举了天下四大害：第一为“干进之害〞，就是太多官员花钱跑官，忙进贡，不务实。第二为“倾危之害〞，即小人得志，猖狂起来，有能力的人反而没有时机提拔。第三为“州县之害〞，即州县官吏太胡闹，素质太差，欺压老百姓。第四为“乡官之害〞，即乡绅俨然成了地方恶霸。赵南星痛陈：“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他还指出左都御史吴时来、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黄洪宪、给事中唐尧钦、御史蔡系周、孙愈贤等官员的名字，认为他们“皆众论不予者〞。 明代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由于神宗怠政，对官吏不及时任免，导致政府机构残缺不全，呈现“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例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称“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朝廷办事机构的残缺瘫痪，导致当时的封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甚至正常功能严重缺损。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神宗“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 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任命、管理制度，诸如对官员进行选任、考核、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仅靠官员的道德觉悟是不现实的，还必须靠制度的效力。赵南星面对此问题非常明了，他锋利指出，朝廷机构的残缺不全，使当朝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必然会导致危亡。他以家庭为例，痛心疾首地陈述说：“千金之家，必有纲纪之仆，令之召选群仆〞，“群仆不备，那么必有所缺〞，“其家鲜有不败者〞。平民家庭缺仆尚败，朝廷缺官也难免衰亡。有鉴于此，赵南星坚决主张及时地选补缺官，健全官制。 由于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诸等事宜，在六部中职责最重。其四司官额虽设有十五人，但天启年初仅有八人，以致“事多废弛〞。赵南星入主吏部后，“不得已而就近推补，命下，即时就道，依限而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及至四司官员补齐，赵南星仍然感觉不敷行政，遂上疏奏请增司属，“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资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贤能者，“间一调之，或一处二人，以为目前蛩蟨之助〞。这个建议，也得到明熹宗的支持和赞成。对于诏书起用而不愿就职者，赵南星那么催其赴任，力争早日使朝廷国家机器进入正常运行。赵南星催补缺官的努力确实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天启初年，“众正盈朝〞、朝廷国家机器迅速恢复正常运行，应当说与赵南星的健全官制、整顿吏治恶行、锐意改革的实行密切相关。 赵南星还对明代后期政治改革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些卓有见识的思想主张，并且他坚决勇敢地将之付诸实践，在当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清明政治、健全制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不过，也应当看到，赵南星因为在朝时间很短，而且职位权限仅至吏部尚书，因而他的政治改革根本上只能局限于整顿吏治，而对皇帝等“高层〞的怠政庸懦、宦官专权等积弊那么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当然，他认识不到所有这些黑暗腐朽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彻底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途径是推翻封建制度，这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是他改革之所以失败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超越历史而苛求古人。 由于明封建王朝的各种弊端，得到皇帝的宠幸的阉党魏忠贤的势力迅速崛起，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物以类聚〞，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人们称之为“阉党〞。朝政由魏忠贤掌握，以至于开展到了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帝，甚至到了一些依附魏忠贤的官员，将其称为“九千岁〞的地步。 阉党的所作所为，引起正直官员的愤慨，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同阉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魏忠贤因为权倾朝野，于是乎假传圣旨，疯狂地迫害东林党人，致使东林党多人被栽赃下狱，并施酷刑打死在狱中。对赵南星那么罗列了“十大罪状〞，削籍为民。如此还不罢休，又于天启五年三月，借口在一篇供词里提及了赵南星，便派人去提审，将赵南星的儿子、外孙鞭笞后捆吊在衙前示众。审讯后，将他们关进牢狱，并要交出“赃银〞一万五千两。赵南星为官清廉，家无私财，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才凑够“赃银〞出狱。而魏忠贤那么又假传圣旨，将赵南星发配代州。天启七年（1627年）病死在戍所，终年77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志向，一代正人赵南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强调振纪肃纲标准皇帝政行 在明朝后期，由于皇帝的怠政庸懦，纪纲废坏，致使政治极端黑暗腐朽，引创造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明神宗朱翊钧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懒惰皇帝。因为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不能遂意，加上对政事的日益厌倦，他在亲政后长期“晏处深官〞，不理朝政，“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怠于政事。明神宗的怠政，对明朝当时的政治影响非常之坏，甚至无法估量。简言之，其一，朝政大事因无皇帝旨意而不能及时处理，耽误拖延，以致朝 廷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几乎陷于瘫痪；其二，明神宗对朝中大臣的交相攻讦不加裁断，“听其自为胜负而已〞，“士大夫益纵横于下〞，从而加剧了门户之争；其三，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被破坏殆尽，引发纪纲废弛，致使吏治败坏，出现“贿赂日张〞，“风俗大坏〞。再其后的明熹宗是一个庸懦之主，听任宦官魏忠贤专制朝政，“恣威服惟己意〞，朝中群小肆虐，“士习渐衰，莫此为盛〞。因此，明代后期政治的败坏，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皇帝的怠政庸懦。 赵南星对当时的形势和弊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赵南星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最高统治者——皇上，他强调皇上必须改变作风，带头遵守封建纪纲。他认为“国是〞是“皇上之国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纪纲也〞，因此振纪纲必须“自皇上始〞。他认为，只要皇上能以身作那么、改变作风，回到封建传统秩序的轨道上来，纪纲废弛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扭转，天下大治那么不难到达。否那么，即使有志大臣百计补救，也不会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赵南星深知明代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在于皇帝怠政，于是他便把改革的目标选在皇帝头上，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太岁头上动土〞，对皇帝进行劝谏。赵南星先后上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振纪纲疏、覆陈侍御整颓纲疏等奏疏，要求当朝皇帝“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意思是只要皇帝幡然悔悟，勤政尽责，就可以改变现状。确实，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必须从最高领导层一一皇帝开始。纲举目张，只有皇帝首先改变作风，带头实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倘假设明神宗、明熹宗能听从赵南星此类的规谏（当时有此主张者还有很多），改变作风，亲勤理政，明王朝日益“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的颓然趋势是可以暂时遏制的，历史开展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这一点由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可以佐证。 1620年，明神宗病死，光宗继位。在家闲居28年之后，赵南星又一次被重新起用，聘任太常少卿，不久升工部右侍郎。光宗执政月余就死去了，熹宗继位。赵南星又被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赵南星再一次主持京察。他同样毫不留情地淘汰了一些不称职的官员，如被人们视为四凶的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同时，也大胆启用了一些人，一些能干事、有正气的官员。应该说赵南星用的全是能干事的正直官员，是任人唯贤。天启三年底，赵南星升任吏部尚书，就进一步整肃吏治。对于那些跑官、要官、买官的，一概不用，赵南星出台措施，明文饬令：再有要挟求官者，立即将其丑行公之于众，并予以弹劾。 但是，在一个专制皇权高度兴旺的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是至尊无上的，大臣对皇上的胡作非为也仅仅有讽谏之权，讽谏不成那么无可奈何。明朝后期的社会状况正是如此。赵南星等人的至诚建议反被当成耳边风，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从而必然导致赵南星“振纪纲自皇上始〞的主张付之东流，其主张的改革措施自然也难以见到成效，赵南星只能痛心疾首、喟然长叹而回天乏术。 三、去除官场积弊倡行勤廉政风 明朝后期，官场作风废弛，吏治败坏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朝官吏们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在其任上胡作非为，以致官场中歪风盛行。首先，贪污之风盛行。大小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在其任上多恣意盘剥，大肆贪污。赵南星称“今有司所在贪残，上下雷同〞。其次，是“干进〞之风盛行。为了谋求仕途升迁和官场得意，一些无耻之徒旋用剥削来的钱财转而大肆施行贿赂，笼络上官，甚至公开求官乞爵。赵南星揭露说：“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再次，注重交际、疏忽政事之风盛行。在法度废弛的大背景下，官吏们大多置政务于脑后，而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交际上，政府行政效率极低。赵南星痛斥这种歪风说：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及至午时，交际完毕，然后入衙门，“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对于此类歪风，赵南星坚决主张扭转。 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管理制度。赵南星主张改革官场作风必须首先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由于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坚决刹住官场贪污之风。在一份奏疏中，赵南星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天启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还，“赃私巨万，秽声流传〞。左都御史高攀龙“尽发其贪污状〞，赵南星“议戍之〞，“诏革职候勘〞。 赵南星同时主张对干进之风必须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应当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开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然施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