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治理.docx

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治理 王艺璇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开展工作部署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疫情不可防止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开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决信心。后疫情时期，我国疫情根本得到控制，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如何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开展造成的冲击，如何对这些冲击做出积极的调适和应对，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围绕上述问题，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社会学系李强老师。 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与 社会开展面临的挑战 领导文萃：进入后疫情时期，在疫情防控态势持续稳固的情形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开展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疫情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开展所造成的挑战？ 李强：后疫情时期，中国疫情虽然大体控制住了，但局部地区仍可能出现散发病例引起的聚集性疫情，这是我们绝对不要掉以轻心的。目前，人们的注意力也逐渐从疫情对人的影响转移到疫情对社会经济开展造成的影响上来。 疫情对经济开展的巨大挑战首先是经济开展水平的急剧下降。财政部数据显示，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大，1-5月各月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下降3.9%、21.4%、26.1%、17.3%、10%。1-5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7672亿元，同比下降13.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998亿元，同比下降1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1674亿元，同比下降10.4%。全国税收收入66810亿元，同比下降14.9%。我们从这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到，受疫情影响，中国税基减少，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而采取的减免税、缓税等措施导致全国财政收入下降，其背后是经济开展水平的下降。 其次是中国大规模国企经营模式受到挑战。受疫情影响，与制造业、文旅业、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相关的国企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融资本钱增加使大规模国企面临现金流短缺的问题;同时，中国大规模国企供给链两端依托着大量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开展困境以及国内物流交通的受阻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国企供给链风险。大规模国企也在国际关系中面临巨大挑战，产品出口的不确定性将使其难以按照国际贸易合同完成生产加工任务，从而影响其国际客户的稳定性，带来企业开展的风险。 再次是中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挑战。中小企业由于本身抗风险能力偏弱，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较高，在疫情冲击之下更容易产生波动。后疫情时期，面对经济下行与疫情影响的双重压力，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来看，后疫情时期，中小企业将面临供需两侧的挑战。从需求侧来讲，中小企业面临的是国内消费性需求的降低和居民消费习惯的变化。在国际需求方面，出口的减少也将导致外贸型中小企业开展困境。在供给侧方面，长期的停工停产使中小企业面临资金流的危机，原材料价格上涨，产业链循环受阻且不稳定，使中小企业面临库存缺乏和难以寻找替代供给商的问题，一旦企业供给发生中断，中小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 与经济开展密切相关的是，疫情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严峻的就业问题。后疫情时期，城乡就业、失业问题将形成比拟严峻的形势。根据2023年6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开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23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渠道。然而，受疫情影响，目前国内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产业就是第三产业，特别是餐饮、旅游业和外贸行业，从而使疫情后，中國社会将面临失业困境。目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0%、5.9%。社会学界调查的城镇失业率比官方的要高一些，社科院调查的失业率是9.0%。但即使按照6%的失业率来计算，其对应的失业人口规模也到达4500万人。但是这种统计口径比拟窄，很多农民工、应届生、主动辞职等群体没有算在内，我国农村主要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次疫情以后，据估计大约有5000万以上农民工没有返城。同时，仅大学应届生一项，今年高校毕业生就将达874万人，因此，受疫情影响的失业人口规模肯定要更大。在后疫情时期，因新的疫情管制造成的暂停工作、无法运营的市场、相关行业、效劳业等很多经营单位的员工，甚至中产阶层，收入将大大降低或收入无保障，从而带来失业问题之后比拟严峻的社会民生保障问题。 领导文萃：疫情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开展领域的影响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吗？ 李强：后疫情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进程将受到疫情的阻碍，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的影响较大。在之前的研究中，我提出过“中产边缘层〞和“中产过渡层〞的概念，中国大局部中产并不是核心中产，而是处于边缘处。我们曾经根据 “六普〞数据计算过我国中产阶层占比19.13%，但73%的中产处于与下层接近的边缘状态，他们主要是经营销售群体、技术工人、普通办事员、行政人员和效劳人员，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很不稳定的，疫情对他们的打击较大，可能会使他们落入下层。 同时，受疫情的巨大冲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之前我们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发现，中国社会结构正在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向“土字型社会结构〞转变。所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指社会中下层比例与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土字型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结构中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群体有所扩大。然而，这次疫情的影响，很可能使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化出现停滞，甚至退回“倒丁字〞结构中去。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23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折合每个月约6367元，大幅度领先于其他80%的人;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分别为15777元和7380元，折合每个月为1315元和615元。占全国总人口四成份额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刚好处在“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区间内，再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小局部收入较低的人口，规模便与李克强总理提到的6亿人口相当。在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状况下，社会的两极分化会加重，中国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也会加重，并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效能与社会结构的稳定。 后疫情时期的政策调整与 社会应对 领导文萃：面对后疫情时期的诸多经济与社会开展挑战，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开展的动力是什么？ 李强：疫情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冲击很可能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但我对于中国四十多年前启动的现代化进程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开展的强大动力依然存在。我曾经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过中国经济社会开展的四大动力。 第一个动力叫城市化，我们也叫城镇化。中国目前尚处在城市化、产业化的顶峰期，其潜力和动力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开展的最大动力，毕竟我们那么多的农村人口，农民想要过上比拟高水平的生活，这个动力比什么都强。在后疫情时期，我们要思考怎样城市化的问题。从城镇化的开展模式上，我曾提出过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两种模式，就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那么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就近和就地城镇化有利于防止单一巨大城市的社会风险，也有利于弥补中国过去城市开展分散型格局的缺乏。 当然，我所讲的城镇化绝对要防止那种完全违背农民意愿，防止那种强拆逼农民上楼的所谓“合村并居〞，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自己主动追求城市美好生活的过程。 第二个动力是中国劳动力仍然处在有利时期，中国人的勤劳刻苦也是经济社会开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和动力，像快递小哥那样拼命劳动的群体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所以，9亿勤劳刻苦的中国劳动者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是始终存在的。 第三个动力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制造业培养了数以亿计的一线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业得到了较快的开展，中国制造业链条比拟完整，由此培养出来一批一线高水平的技术工人。目前，中国数以亿计的技术工人是我国社会经济开展的重要根底和动力，这些有着高超操作技能的劳动者，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中国用了40多年，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四个动力是改革开放40余年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有管理干部，懂政治但是不会市场运作，而现在懂经济会经营懂技术的管理人才很多，尤其是中国南方，会市场运营的人才数不胜数。 以上是中国经济社会开展的四大动力。当然，动力虽然存在，但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仍然会遏制经济社会的开展动力。所以，今天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开展战略必须进行反思和实事求是的调整。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政策调整的先例，比方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毅然做出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允许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纠正了极“左〞路线，从而使中国经济短时间内迅速得到了恢复。 领导文萃：后疫情时期，为了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开展，应该怎样调试经济社会政策以应对疫情造成的挑战？ 李强：针对疫情造成的挑战，我们需要依据客观事实来对社会政策进行积极的调整。例如2023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在外贸订单骤减的局面之下，国家鼓励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将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这就是一项积极的政策调试。实际上，这一系列政策都在强调扩大内需的重大意义。内需的真实需求来自生活需求尚未满足的群体，但这一局部群体收入水平不高。所以，扩大内需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这一局部人的收入，这就涉及中国经济如何自我循环的问题，中国近14亿人口，是有自我循环潜力的。 再者，在疫情的影响下，实体经济受到重大的冲击，但数字经济却迎来了开展的契机，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自我循环，就必须加快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包括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等在内的数字经济，不僅满足了疫情期间居家家庭消费需求，也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也成为破解中小企业开展困境的可能方案，因此实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疫情必须做出的战略调整。 另一个就是要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支撑的产业和效劳业，是城乡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经济领域和社会运转的有机体。目前，民营经济奉献了中国城镇80%的劳动就业，但从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大型企业和重点产业开工率上升较快，而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工商户开工复产还处在徘徊阶段。因此，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鼓励开展小微经济、夜市经济、集市经济等，保就业，促消费，激发城市经济的活力。例如，成都在6月初即设置临时占道摊点15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6个，允许店铺越门经营172个、流动商贩标准经营点800个，成功增加了逾4000个就业岗位，使疫情重创实体经济之后，小本钱、低门槛的地摊率先激活了城市经济。从全国经济看，南方经济的活力明显高于北方，差异主要就在于民营经济这一块。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六普〞数据，我曾经计算出，我国“中产层〞占全体16-64岁人口的比例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比例分别为10.58%、13.19%、16.40%、19.30%和25.35%，但是“中产边缘层〞在中产层中所占的比例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比例分别为75.04%、76.82%、71.27%、69.90%和61.23%。可以看出，“中产边缘群体〞在不同城市规模中，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个群体地位不稳定，在经济下滑的局面下随时可能落入下层。因此，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特别是保护和激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活力对于保护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极其重要。 后疫情时期的社会治理创新 领导文萃：疫情防控是社会治理的“试金石〞，那么面对此次疫情，我国社会治理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