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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实践
合理性
问题
当代
哲学
转向
实践合理性问题与当代哲学转向
字数:2820
来源:经济与社会开展 2023年11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
[]人类的实践活动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开展着,既为自己的生存和开展创造出了一个体现真善美的人化世界,同时也塑造出一个充满假恶丑的非人态化、异化的世界:一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负面效应,实践合理性问题被提上日程。实践合理性问题的要害并不在实践本身,当代人类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危机,实质上是人自身的一种危机,是人的文化的危机。这是一个喧嚣的世界,物质文明滚滚而来,而精神之光却渐渐隐退,激扬狂放的傲慢代替了深沉的反思,人变得越来越急躁和不知何去何从,哲学,又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呢
[关键词]实践;实践合理性;人类的困境;哲学导向
[作者简介]靖玉新,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治系讲师,河南郑州45004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23)11—0105—03
一、实践合理性问题的由来
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开展,人类在改造世界征服自然方面,拥有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智力支持以及多样化的实践手段,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空前突出,世界的人化程度到达了空前的地步,实践活动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也到达了空前的水平。但是,“现代人却没有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自己对周围世界、对地球、对生物圈、对人类命运应负的时代责任,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所改变了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来得及深刻地反思自己所拥有的日益强大的实践力量和人造系统的时代性后果,也未能及时而理智地调控和引导人造的技术系统和自己的实践活动向着真善美、物道和人道和谐统一的方向开展〞。从而,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以及人类实践活动发生了相当大的偏差,人类的实践活动也产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与反主体的负面效应,陷入了如今盘根错节的“全球性危机〞之中。关于实践负效应的表现形式,一些学者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实践的负效应在自然界造成了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在社会领域,制造了一个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体系,提供了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上层建筑体系和消极的意识形态体系;在精神领域,也产生了如含有色情和暴力的书刊、读物、电影、音像制品等消极结果。针对这些实践负效应,人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的合理性问题,期待弄清实践负效应的原因并指明走出实践负效应的具体途径。
二、实践负效应的哲学实质
面对这个日益复杂多变、充满危机和困境的世界,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它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驾驭,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实践负效应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并试图找出控制它的方法,但是,“他们从各个方面使用科学论证的同时,却疏忽了唯一能够不断起到协调作用的哲学、伦理和信仰。不依靠这些灵感,而一味信赖完美的技术、盲目涉足技术所开辟的条条道路,其结果是会使未来变得完全难以预测。〞在这个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现代社会里,没有合理形态的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作引导,人们难免会陷入迷失,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也会变得模糊,对现代世界、现代实践和全球性危机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单纯依靠个别的、纯技术的方法去驾驭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我们需要用系统整体的哲学思维来把握这个正逐渐走入迷失的世界。诚然,对实践负效应的哲学把握,不可能取代从其他领域的理解,更不能取代从实践上去解决,但是它有助于人们从根本性质上认清这些负效应的实质,为摆脱和走出困境提供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人类面临的实践困境和一系列危机,实质上是各种涉及人类自身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破坏和失衡。我们认为,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是在处理这三种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三种关系是人生存在这个世界、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面对和必须处理好的,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开展以及文明的进步,只有在这三种关系的相对平衡中才能得以实现,人类的一切生活活动和实践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不断寻求、解决和实现这种平衡关系的过程,任何一方面出现偏差,都会造成种种不利于主体人的“危机〞或“困境〞。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开展过程中,人类总是要以某种特有的方式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并形成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和评价尺度。在原始社会,人类对大自然是顶礼膜拜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就像动物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开展,人在利用自然、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自然的认识,自然界的神秘感和人对自然的敬畏逐渐减少。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高扬,当人在世俗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宰地位之后,人开始竭力将自己提升到上帝的位置,而最能体现人的威力和造化的便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形成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做自然主人的价值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史,就是如何确立相对于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就如霍尔巴赫说的:“人必然使自己成为全部自然界的中心;事实上他只能按自己的感受来批判事物:他只爱自以为对他生存有利的东西:他必然恨和惧怕一切使他受苦之物……根据上述思想,人类必然确信整个大自然系为他而造。〞这些观念的流行和加固使得人文与自然的断裂越来越严重。此外,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开展,人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改造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宏大,人的因素、人的力量和人的活动越来越强有力地参与进自然系统的运行,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强制性、人为性的破坏也与日俱增,以致在生物圈范围里,人的活动成了生物圈开展演化的新机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到达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这种情况似已确定无疑。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贪欲而继续使用这些力量,必将自取灭亡。〞人类自然观的误区就在于用二元别离的视角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视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也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局部。〞但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单纯高扬实践的重要性,把实践概念的位置摆得很高,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如徐崇温等主张既要强调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世界观意义,又要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长期以来这种观念并未真正贯彻到实践活动中去,人类仍在掠夺自然,屠戮自然。面对如今已经是千疮百孔的
自然界,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协同开展的观念已是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其实,人类实践对社会自身、社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那么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西方社会的开展进程来看,走出荒蛮的古希腊人十分注重对自我权利确实认,对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重视以及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沉思和体验,“认识你自己〞的警句犹回响于耳际。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的权威统治,重新造成了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宗教生活中强调人对上帝的依附;在世俗生活中,等级服从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须承当的义务,这应当说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主体精神的失落,个人的价值往往只能在服从和被支配的过程中才能够体现出来。文艺复兴以后,被中世纪宗教神权和封建制度所束缚的人的个性又重新被发现并得以张扬,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开展更需要主体的自由以及主体间以契约方式维护彼此平等的关系。18世纪后的启蒙运动更加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继续涤荡封建主义和宗教权威的余孽。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开展的重要人文根底就是对个人的发现,对自私利己的人性的开掘和对个人天赋权利的重视,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和实在性,这确实适应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开展和市民社会对自由人的需要。然而正像中国的古话所讲的“物极必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展过分强调世俗生活的合理合法性,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过分强调契约的调节和抑制作用,将人际关系绝对理性化、利益化,必然会伤害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亲和,逐步走向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对抗和疏离。这种前提下的人类实践活动往往过分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满足,而不顾及社会与他人的利益,个人主义、本代中心主义盛行,“随着国际社会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人的实践活动越来越社会化,人的实践力量越来越强大,这种对抗和病态化的疏离已经具有了全球性,而且其后果已经到达了有可能消灭整个人类的生存与文明的程度。〞当个人走上与社会和他人相对抗、相疏离的道路之后,就等于踏上一条人生不归路,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德性的失落,还意味着个人被社会和他人放逐。我们把追寻人自由而全面的开展作为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这种自由与全面的开展是通过把自己融入社会和他人之中来实现的,缺少他人和社会的支持所获得的自由只会是人海中的一叶浮萍,最终得到的将是人生的失落。
三是人与人自身的关系。这是一个喧嚣的世界,物质文明滚滚而来,而某种精神之光却渐渐隐退,激扬狂放的傲慢代替了深沉的反思,人变得越来越急躁和不知何去何从。世俗生活中金钱、财富和权利取得了支配地位,迫使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向它们靠拢,或者表示亲和甚至放下批判的武器。人们“把无度的消费、物质享乐和消遣当作人生最大的意义和幸福,它使人改变着千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高尚道德价值观念,把消费水平当作衡量人的尊卑、贵贱、荣辱的尺度〞。尼采说:“上帝死了。〞西方启蒙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基督教的精神枷锁,使上帝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中都失去了栖身之所,人的创造力被激活。但是,在没有上帝的日子里,人们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新的目标和意义,重建新的价值王国。不幸的是现代人最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的安排问题,上帝死了,人并没有得救反而变得更加迷茫,正如作家韩少功所说:“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非神化的胜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车道。〞人类精神的弱化与空场越来越严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注重实际、实惠和效用,永恒的价值标准和信仰被更多的现实主义信条和实用主义所代替,没有信念的支持,没有信仰的安抚,生活缺少了厚度,人生也越来越缺少想象力和归属感。
可以看出,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和危机,从哲学高度上讲,实质上是人自身的一种危机,是人的文化的危机,是人的信仰的危机,是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价值、意义以及地位认识上的危机。人在失却自我的情况下,在精神洪荒的情况下,导致了实践活动中与周围世界发生了异化性、破坏性、病态性、不负责任的征服、占有、支配、统治和掠夺,而这些恶果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类自身,使人类陷入更深的迷茫与失落。
三、哲学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要正确解答实践合理性问题,找出控制和减弱实践负效应的途径,仅仅依靠对实践高谈阔论是远远不行的。长期以来学界一些专家学者把实践抬到很高的地位,并以实践为中心建立了一系列体系,我们认为,人类的实践创造了光芒灿烂的文明历史,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开展的无穷财富,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它带给我们的种种危机和困惑,而这种种危机与困惑,往往是在所谓的“正当的〞、“实践的〞借口下干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再对实践活动持无原那么的崇拜态度,不应该再对它盲目地顶礼膜拜,而应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理性的批判。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清实践负面效应的原因所在及其哲学本质,从更深层面更根本地解决实践合理性问题,仅从具体的领域和狭窄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