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农民收入的政治经济学.docx

关于农民收入的政治经济学 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时，农民作为分配中的弱势群体一直被重点关注，本文提供了与一般印象不同的事实及解决路径。 农民收入问题的表象 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知识界似乎多少存在一些混乱认识，这里略作讨论。 笔者这几年的调查说明，真正的农民，特别是农业主产区的农民，其工资单价并不低，甚至超过城市效劳领域的工资单价水平。城市一个加油站的工人，日工资在50元左右，而农业领域的工资单价可到达百元左右。但农民的年收入水平很低，这是因为他们的有效工作日少。华北平原的一个农户，如果种10亩大田作物，一年的工作日大约在80个左右，其收入会在8000元左右，4口之家人均2000元，低于贫困线。如果夫妻二人在城市做工，不辞辛苦，可到达800个工作日，收入4万元，人均1万元。他们的劳动时间差了10倍，而收入水平差了5倍。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大体情形。 劳动强度的情形，现在也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目前在我国山区的小块土地耕作中，仍然会有役畜的使用，粮食主产区那么大多标准使用农业机械，劳动强度在不断降低。劳动强度高的粮食生产土地，不免会渐渐退出耕作。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收入高一些，但只要把他们的收入折合成工资单价，也不会比粮食生产高多少，因为种植经济作物的工作日要多许多。 农民脑子里有一部计算器 休息是有本钱的。因为大局部农民的工作日少，他们便走上进城务工的路。所以，城市化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 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开展的根本动力。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十年左右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美国最快时期城市化率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我们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城镇化步伐快。 高度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我们过去最喜欢讲的价值规律，也决定了中国多数农民必须进入城市。按笔者的计算，在目前已经有2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根底上，农村的隐形失业率仍在40%左右。农民收入总量低，但日工资单价并不很低。2022年，我国农业劳动者的日报酬单价仅比城市平均工资低34%。这个道理城里人好似不大懂，但农民懂。农民脑子里有一部计算器，他们发现单位劳动时间里的收入很难增加。从理论上说，只要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自由度，只要产品市场有某种竞争性，同样技术含量的工作，每个劳动日的工资单价不会差很多。为什么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总收入很高，而农民不会一窝蜂地去搞？为什么有的地方的农民会拆掉自己的温室？是因为农民自己在核算日工资单价的多少。只要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日平均工资单价不高于进城务工的工资单价，农民就可能进城打工。在竞争的作用下，各行业农民其实也就赚了个辛苦钱。但凡总收入高的农民都比拟忙。要让农民收入增长，就必须让农民忙起来。但也不能瞎忙，不能在“自然经济系统〞里忙，而要在“货币交换系统〞里忙，否那么不会增加货币收入。农村妇女围绕家里的锅台转不算就业，农民在几亩地上不停地“精耕细作〞也不是充分就业，只有使用马克思说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一些地方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了农民收入，能否靠农业产业化的方法提高农村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农业产业化就是市场化、专业化，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在实践中需要大力推广。但按我的调查研究，农业产业化不是多吸收劳动力，而是更快地释放农村劳动力。因为它会让农民节约更多的劳动时间，同时也使农产品的本钱和相对价格降低，迫使农民扩大经营规模，从而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不转移到城市，农民收入还可能降低。 农民收入的前景 有不少人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疑心，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时机缺乏。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给缺乏，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的依据并不充分。 人们最关心就业。按保守的假设，到2032年，我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会从2.7%下降到1.6%，平均年递增率为1.7%。这个时期我国的GDP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每年按9%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0.19〔过去十多年是0.1〕。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0.19个百分点。而美国1919年至1957的弹性值为0.48。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未来中国的2.53倍。日本、德国和英国的这一数据也比我们高出许多。 很难用中国比美国科技进步更快来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拿这个数据证明我们的科技进步奉献大，是一种循环论证。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10个省的约1000个农户〕说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6000万个以上就业时机。如果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还可以更高，城市化率每年可提升到2.5%以上。这难道还能说我们的城市缺乏就业时机么？ 不少朋友对农民进城的前景估计过于悲观。有人担忧，农民进城后如果再失业，而在农村又丢了土地，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只要不发生强制农民进城、强制农民放弃土地的事情，这个结果就不必太担忧。至今，这种事情还没有普遍发生。如果有一个运转可靠的土地市场，农民放弃土地进城是自由的，购置土地重新务农也会是自由的。土地市场发育健全的情况下，农地价格不会高，这是国际经验。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种拉动 在我看来，今后较长时期里，需要有一个城乡收入差距。依靠这个差距，才有一种拉力，将更多农村的家庭拉入城市。当全国务农的家户数量降低到3000万户时，这些农户就大体上可以成为专业农户，他们每年的工作日数量就可与城市家庭相当，收入也会接近城市家庭。 近期城市务工的工资水平上升较快，有的地方重体力劳动的日工资水平可到达300元。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已经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了？当然不是。因为城市房价高，也因为户口制度及其背后的利益差异，我国一些进城务工农民无法携带家庭入城，所以，农村妇女被“解放〞的潜力还没有释放。 今后重点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把房价降下来，二是简化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按照“人户统一〞的原那么实行户籍登记，三是调整劳资关系。 降低城市房价要多管齐下。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要尽快出台，国家土地规划也要作出调整。 实行“人户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不难。目前一些农民并不愿意接受城市户籍，原因是在某些方面农民享有比城市居民更多的“利益〞。如果让农民登记为城市居民而不放弃原有利益，农民自然快乐变更自己的户籍登记地。这里当然有一些细节需要考虑，此处不去细说。 调整劳资关系有利于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水平。影响我国劳资关系调整的许多原因当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不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用工行为进行监督。现实中甚至有一种由“囚徒困境〞理论所描述的恶性循环机制在起作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用不正确的理念保护自己的“投资环境〞，结果放纵了一些企业对职工的肆意盘剥。地方政府在“环境〞方面彼此竞争，纵容企业克扣工资，最终形成的宏观环境益发加强了资本的力量，使工人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也给地方“改善〞投资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严格执法，真正在企业监管中落实“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不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厚此薄彼，过分疼爱资本。要懂得，过分疼爱资本最终会害了资本，因为低工资低福利只能保证资本的一时之欢，长远看它们会牺牲效率、丧失市场。 调整劳资关系的关键举措是严格执行各项涉及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行之有效的劳动纠纷案件侦查、诉讼标准，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健康权和报酬权。国家机关应率先执行劳动法，并通过下放和精简权力的方法减少文案工作，改变部门主导立法的现行格局，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功能，实现立法的专业化，这有助于减轻政府机构的文牍工作。与此同时，企业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也应全面加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2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