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颂论诗经的史诗性汉语言文学专业.docx

從《商頌》論《詩經》的史詩性 將「史詩」引入詩經學研究是「五四」後才出現的現象，主要源於西方詩歌理論的影響。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首先提出「史詩」的概念，他將當時古希臘文學作品分為史詩、抒情詩和戲劇。黑格爾的《美學》在其基礎上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論述，并認為「中國人卻沒有民族史詩」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70。 。當然，那時尚未有《詩經》的德文譯本，故許多學者認為黑格爾對此的論斷不足為訓。近代學者對於《詩經》中史詩的討論，多集中在《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及《大明》五篇，各人眾說紛紜，學識並不統一。但近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詩經》中有史詩，至少存在上述的五大史詩。 于新：《「詩經」研究概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頁133。 除此之外，《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和《常武》，以及《商頌》五篇均被部份學者列入史詩範圍。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74。 王先霈先生認為史詩是一個多義名詞：作為一種文體，史詩指的是詩歌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0。 既然是從文體、形式的角度看，限制自然比較多而且是硬性的。「史詩」畢竟是西方的詩歌概念，是一個「舶來品」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128。 ，拿中國早期文學作品《詩經》來進行比附實在難以完全扣合，是故讓各學者各執己見爭議不斷。但如果從美學的觀念來看，史詩所指的對象要廣泛得多，同時又有更加確定的內涵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0。 。王先霈先生把帶有史詩美學的因素稱為「史詩性」，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民族性、題材的宏偉性及畫面的全景性。 同上，頁110-118。 筆者頗認同這種從文學內容和藝術角度著手的詮釋方法，可以將格式、體裁過於硬性的規限暫時擱置，以下試以此為標準探討《詩經》中《商頌》五篇的史詩性。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商頌》現存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及《殷武》。這是宋國頌揚祖先商族的祭祀歌辭，涉及的內容包括商族的來源、商族的祖先、伊尹與商湯併祭制度以及商族夏族、商族與其他部落的關係等 江林昌：<<商頌>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質>,《文獻》,2000年1月第1期，頁18。 。可見《商頌》符合了主題的民族性與題材的宏偉性這兩個條件。五篇詩歌讚頌、描寫的對象均是商族，<那>及<烈祖>可看成是組詩，<那>是向始祖成湯獻樂獻舞，<烈祖>則是勸牲進酒。詩中均提及祖先的成就和功業，如「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5。 還有殷商時的祭禮安排，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同上，頁354。 <玄鳥>描寫了殷商的起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6。 及歌頌殷高宗的中興事業「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同上。 這都是一些關於商族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或歷史道路的內容，體現了民族性主題。另外，<長發>敘述了湯的祖先契和相土奠定國基：「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同上，頁357。 以及湯伐桀的功績「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同上，頁358。 <殷武>寫的則是高宗伐楚的事，「撻彼殷武，奮伐荊楚。」 同上，頁359。 這些關於民族戰爭以及影響民族生活的大事件都是宏偉性的題材。 至於畫面的全景性，是指廣泛地描寫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風俗等各個方面的大型長篇敘事文件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4。 。廣泛描寫社會各個範疇議題與宏偉性題材有關，前段已作了論述，最具爭議性的地方就是在這篇幅上。其實很多學者在判斷《詩經》是否有史詩時，都會拘泥於詩篇太短的問題，認為詩歌夠不上史詩的規模不能肯定為史詩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73。 。古希臘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各自都有萬行左右，合起來有兩萬行之多。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128。 再看《商頌》，五篇合起來才154句，從數量上看與西方觀念中的史詩的確相距甚遠。但筆者認為這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不能以硬性的數量來比較其所承載的信息。中國漢字單一字內就能涵蓋很高的信息密度，古文尤甚。以《商頌》中的<那>為例，「萬舞有奕」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5。 這句中僅用一個「奕」字就將祭禮上萬人起舞、熱鬧歡騰、揚揚赫赫的盛大場面寫出來了。將這些詩句翻譯成白話文篇幅就已大為增加，是故用字數或句數這些缺乏彈性的指標來衡量詩歌是否具有史詩性甚至是否史詩是過於死板且不甚科學的。美國文學家Paul Merchant在《論史詩》中也說到：「史詩不在於長度或規模，而在於分量。」 Paul Merchant著，蔡勁松譯：《論史詩》（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2年），頁140。 此處的「分量」，筆者認為與詩歌題材的宏偉性以及其內容的信息含量和價值有關，《商頌》是能夠達到標准的。司馬遷《殷本紀》載：「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 司馬遷：《史記·本紀·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三冊頁1633。 金德建先生云：「《商頌》是有關商代歷史的少數文獻之一，這種材料上的珍貴性可想而知。」 何新：《夏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08年），頁4。 可見《商頌》五篇無法比擬的史料價值。 另，王先霈先生在論述畫面全景性時也做了如下補充：即使是篇幅相對的短一些，只要敘述事件的跨度比較長，也是符合的。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5。 《商頌》五首詩歌，<那>、<烈祖>兩詩的成篇，可能在商湯滅夏建國后，最遲也當在商湯之時；<長發>由商王始祖契而及相土，後讚商湯與伊尹，應作於商湯伊尹之後；<玄鳥>和<殷武>最後詠高宗武丁，是成篇又在<長發>之後，已是商代後期。 參考江林昌：<<商頌>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質>,《文獻》,2000年1月第1期，頁18-26。 從商朝的創立到後期，歷時也超過五百年了，這個時間跨度幾乎橫跨整個商代，絕對是足夠的。所以筆者認為反映社會整體形象的畫面全景性，《商頌》也是具有的。 綜上所述，以主題的民族性、題材的宏偉性及畫面的全景性作為參考標準，《商頌》的確是具有史詩性的，那能否將其視為史詩呢？筆者認為未嘗不可。很多學者都肯定了其史詩的地位，陳子展《詩經直解》云：「合《商頌》五篇讀之，可作為殷商史詩讀，則與已讀之《小、大雅》多篇關於周先世開國之師具有史詩性質者同也。」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卷三十頁2。 更有謂其是商王朝的史詩，是商朝的宗社神樂，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組史詩。 何新：《夏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08年），頁1。 其實不認同《詩經》中有史詩的學者多是顧慮到篇幅問題還有詩歌中的神話因素，篇幅問題筆者前部分已有提及，現試分析神話的部分。 神話是馬克思論述希臘神話時提出的史詩三要素之一 史詩三要素為神話、歌謠和歷史傳說。參考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75。 。部分學者認為《詩經》中的神話因素不夠濃厚，多涉及的是人事。以首段提及的《詩經》五大史詩為例，《生民》作為記錄周族祖先起源的詩，神話因素較濃，但另外四篇則幾乎全是人事。而反觀荷馬史詩，則從頭到尾都有著濃厚的神話因素。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128。 再看《商頌》五篇，涉及神話的也只有<玄鳥>，提及商的起源時用了玄鳥的傳說。筆者認為神話在詩歌中所占的比例與詩歌是否史詩的關係並不是太大，就好像Paul Merchant說的：「史詩的中心在於人。」 Paul Merchant著，蔡勁松譯：《論史詩》（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2年），頁7。 在於呈現人物的命運、家族的命運、民族的命運、階級的命運。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5。 故詩歌內容多涉人事其實沒什麼問題。西方的詩歌有很重的神話色彩與其文化背景及歷史因素有關，西方文明的兩大源泉是聖經和希臘神話，荷馬史詩就是出於希臘神話。反觀《詩經》的歷史，周人滅商以後，爲了鞏固其統治，在思想觀念上宣揚上帝、天命，強調君權神授、代天行治。歐陽修《毛詩本義》曰：「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托天命。」 歐陽修：《毛詩本義·詩解頤》（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頁139。 是故《詩經》中的開國詩篇多援以神話，與當時皇室欲鞏固其封建統治有關。中西方的文學作品中提及神話的背景意義和作用是不甚相同的，更不能用數量及比例來作比較。馬克思在提及神話這個要素時也並沒有對此作出規限，用這個理由來駁斥《詩經》有史詩似乎有欠公允。 其實眾多學者討論《詩經》的史詩時，多數著眼於個別篇章（如<生民>）或某一小類詩歌（如《商頌》），筆者認為不妨將整部《詩經》視為一個史詩整體。《詩經》中305篇詩歌反映了周代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讀它就好像讀了一部從後稷到春秋中葉的發展史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 。無論是反映人民勞動，如《七月》；書寫戀愛、婚姻、家庭生活，如《靜女》；講述神話故事及相關風俗，如《生民》；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如《桑柔》；還是描寫軍人服役、戰爭，如《君子于役》等等，這些詩篇都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將周民族的政治、經濟、民俗甚至周族祖先商族的歷史都呈現人前。對於王先霈先生提及的史詩美學三因素還有馬克思的史詩三要素，這些詩歌都能互補不足、相輔相成，從不同方面去作詮釋，故將其視為有特色的中國民族史詩 于新：《「詩經」研究概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頁134。 ，筆者認為是可行的。 雖然「史詩」這個概念源自西方，但也不必生搬硬套，畢竟史詩仍然是一種還在發展和擴張的形式 Paul Merchant著，蔡勁松譯：《論史詩》（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2年），頁2。 。在紀元九十八年，當時日耳曼各部落以「古代的歌曲——他們所能利用的唯一的一種民族記憶或或編年史」來頌揚其民族的創建者，已經可以視為史詩了。 參考同上，頁4。 這其實與中國的《詩經》多少有異曲同工的地方。我們研究《詩經》更要清楚地看出中國史詩所具有的不同於其他民族史詩的重要特點，例如其精煉語言所承載的豐富信息量以及廣闊的詮釋空間，還有交融運用敘事、描寫與抒情的創作手法等。不過歸根結底，要把《詩經》列入中國的史詩行列，並不是因為這種文體是多麼必不可少，而是意在再度有力地肯定《詩經》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獨特的文學性以及作為研究周族歷史文化資料的重要地位。 參考資料 書目 漢·司馬遷，《史記•本紀•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宋·歐陽修，《毛詩本義•詩解頤》，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 于新，《「詩經」研究概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 何新，《夏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08年。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黑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