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邵振青其人与办报思想.docx

邵振青其人与办报思想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从小在金华长大，自幼聪明好学。1899年考中秀才，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17岁时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在三年学习期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2023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后回母校任教历史、国文，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并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1912年接续杭辛斋任汉民日报主笔，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后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在他避居日本期间依旧继续他的新闻梦想，在学习政治、法律期间不断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还创办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6年袁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又在京以后的两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在京时间越久，邵飘萍越感到有责任改变北京报纸受制于政治集团的无奈命运，如北京时报有段祺瑞的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同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于是积极酝酿创办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1918年2023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创办京报，报社后来迁址至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明确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和新闻理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鼓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妙〞字改为“辣〞字，意思十清楚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由于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邵飘萍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华社类似，主要是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把稿件分送给各个报馆。其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 1920年后，他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1986年7月20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了邵飘萍确实是中共秘密党员，入党时间是1925年，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罗章龙。亦有文章称其在遭到张作霖秘密清剿而避难期间发表飘萍启示，声明自己未参加任何政党。）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帝国列强的外交压迫，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40余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邵飘萍创办的务本女子大学的学生共数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55人，轻伤不计其数，时称“三o一八惨案〞。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惨案，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那么急赴各地采访，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抗议和警告政府的文字。他的言行最终开罪北洋军阀，“三o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即遭通缉，4月18日被捕。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竭力设法营救，无济无事。4月26日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沉着就义。年仅40岁。从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在当时的影响。在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方汉奇先生评价邵飘萍时说其人是少有的一个新闻界的“多面手〞。他比史量才、汪汉溪多几分文采，比黄远生、刘少少又多几分组织和治事的能力，像他这样的“全才〞，当时是不多见的。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期，1923年根据自己的教学讲义，邵飘萍撰写出版了被称为中国新闻采访学奠基之作的实际应用新闻学，这本书分为“外交记者之地位〞、“外交记者之资格与准备〞“外交记者之外观的注意〞、“外交记者之工具与杂艺〞、“访问之类别与具体方法〞、“访问时之种种心得〞、“外交记者之分类〞、“探索新闻之具体方法〞、“新闻价值测定之标准〞、“新闻价值减少之原因〞、“裸体新闻应记之工程〞、“原稿之外观的注意〞、“原稿内容之注意点〞、“余白〞等14章。在这本书中，通过对他自己的采访经验的介绍和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他详细地介绍了许多新闻采访的方法。他撰写的新闻学总论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兴旺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徐宝璜一起创办了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从两本书以及他的个人办报实践中，可以归纳出四点关于其新闻思想的表达。一是独立办报的方针。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新闻事业传递消息要面向社会，“对于人类之间互相传达其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是“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是“国民舆论代表〞。因此，新闻事业应有自己的独立性。它包括信仰独立，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原那么；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开展的独立经济。二是致力于新闻改革。邵飘萍尤其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邵飘萍认为，“报纸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重要原料厥新闻〞，他并且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京报以新闻为主，用主要篇幅刊载国内外消息，为我国报纸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作了奉献。飘萍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 三是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四是倡导新闻自由。邵飘萍认为，应建立民主思想的新闻法规以保护新闻自由。[3]新闻记者应该“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这就是邵飘萍的新闻观。然而，邵飘萍在长期的新闻活动中备受军阀迫害，饱尝封建言论专制之苦，切身遭遇，使他迫切盼望有一个公正、廉明的政府制定一部公正的法律保护新闻自由和新闻记者的权益。 第二篇：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是他们批判地分析并超越了前人关于人境关系思想后得到的认识，是形成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立场进程中的创获和范例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人境关系的社会性特征、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境关系的实践本质。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的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加强对人与环境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环境的利好性，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关键词]人与环境、双向互动主体性实践 [基金工程]本文系XX省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战略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有机衔接研究〞（工程编号：bjsz2023zl01）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都比较重视环境对于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都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环境育人理论作为理论根底。近年来，伴随着“大思政〞观念的普及和高校环境育人实践的拓展，环境育人的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中也再度成为热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根底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何种人与环境的思想素材，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提出了怎样的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他们的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实践意义。这是夯实并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必要前提。本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并揭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价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以此澄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理论与实践中的误区，为更好地培育和利用环境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创新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久远的思想命题，也是一个鲜活的实践命题。该命题的出现远起于上古时期人们在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确定自身内外与外部世界关系之初。在中国上古时期，当经历了鸿蒙初辟时以“天命论〞为根底的神怪论和不可知论后，不管是秉持“天人合一〞还是“人定胜天〞的理念，都是把人与自然环境联合起来考虑外部世界与人的开展变化的，也都触及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的关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关注外部物质世界、探讨物质世界的本质的思想活动实际性地揭开了关注自然环境的序幕，从而也开启了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篇章。从探讨万物“始基〞、研究天、地、水、空气和灵魂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在对自然及其构成定位的研判中，人多是作为自然元素出场的。如希波吕特提出：“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的原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 [1]（p2023）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与此类似，阿那克西曼德也认为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经过爱菲斯学派赫拉克里特这一里程碑式的朴素辩证思想之后，等到到了毕泰戈拉学派、爱利亚学派那里，人尽管还是“生于自然〞（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是从地里出来的，就和虫豸之类产生的方式一样。见拉克唐修：神圣的创制），尽管仍处在不可知的“神性〞的笼罩之下，但在大局部的先贤看来，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小小世界，他相对于自然界的独立性和自主体性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自苏格拉底以降，鉴于思想、灵魂、心智、精神等与人不可剥离的那些“神性〞的缠绕，虽然有先贤倡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 [1]（p133）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但在理解人与身外环境的关系时，偏重外部环境因素却成为了一种重要倾向。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