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藏族文化与２０世纪初的法国文学创作.docx

藏族文化与２０世纪初的法国文学创作 （） 同英国一样，19世纪的法国也同中国藏族地区有相当的历史交往，藏族文化通过传教士、冒险家、旅行者、外交官、藏族文化研究者等不同职业的人得以在法国传递。到世界局势动乱的20世纪初，法国出现了一些与藏族文化相关的文学创作，自此藏族文化以象征性的形式进入到法国人的意识中，这是长期以来法国接受藏族文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反映出法国人对藏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展阶段。 （关键词） 藏族文化；法国文学；象征性；契合点 （中图分类号） G127“214〞+I106“5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23)03-0091-09 藏族文化作为19世纪法国亚洲文化研究的对象之一，同时也作为法国人旅行记录的对象之一，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辗转之后出现在20世纪初的法国文学创作中(注：相关研究参见泽拥：异质文化击撞下的“新神话〞——从传教士个案看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交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6月；法国人旅藏游记中藏族文化观的嬗变(1850—1930)——一种跨文化的社会历史分析（J），西藏研究2023年8月；从入藏路线的书写看19世纪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的殖民想象——以法国人旅藏游记为中心（J），西藏研究2023年第1期。)。这些文学文本的出现与以记述为主的游记文本不同，它们集中凸显了藏族宗教文化的精神性，这意味着法国人关于藏族文化的言说方式由表达进入象征层面，是法国人接受藏族文化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20世纪初法国文化的多元化局面。 一、与藏族文化相关的法国文学创作 20世纪初与藏族文化相关的法国文学创作主要有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注：谢阁兰，法国著名诗人，1909—1917年曾三度来华，著有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诗集碑、小说天子、勒内·莱斯等作品。)的西藏(Thibet)，署名为诗人、戏剧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注：阿尔托，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有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两重性（C）(1938年)。)的致达赖喇嘛(Addresse au Dalai Lama)，以及让·马尔克·里维埃(Jean Marques Rivière)(注：此人与藏族文化直接相关的著作有Le Bouddhisme au Tibet，Paris， 1935；Le yoka tantrique hindu et tibétain，Paris，1939.)的在西藏寺院的庇护下(l"ombre des monastères thibétains)。下面我们将分别解读这三个文本中的藏族文化因素，并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渊源。 1、不可企及的精神之巅——谢阁兰的诗歌西藏 谢阁兰从1917年开始创作诗歌西藏，直到他1919年意外死亡还未完成。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关于该诗歌的手稿材料来看，主要分为三个局部，但每局部均不完整且未经过修整(注：参阅 Victor Segalen，Thibet，édition intégrale des cinquante-huit séquences.Texte établi，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Michael Taylor，1979，Introduction.)。现有的58段诗文大局部是在中国和越南写的，其最终问世得力于别人的补充和整理。 (1)诗歌内容分析 诗歌的三个局局部别为“吐蕃〞(T-Bod)、“拉萨〞(Lha-Ssa)和“波域〞(Po-Youl，特指波密地区)，关于此分法谢阁兰在其笔记中有所提示(注：参阅Victor Segalen，Odes suivies de l"édition intégrale établie par Michael Taylor de Thibet，présentation d"Hey Bouillier，Paris，1985， p.15.)，它们分别对应“有人征服的〞、“已经到达的〞和“未到达的〞地方。 “有人已经征服的——吐蕃〞，这意味着西方人曾经进入藏族地区，并且诗人自己也曾有过亲身经历。这一局部诗歌的主要意象直接来源于现实经验，高山、大河、冰雪等是最根本的描写对象，在此根底上作者生发出诗人情怀，以山之物理高度比附藏族文化所代表的不可企及的精神高度，并用“非人间的西藏〞(Thibet inhumain)作为其意义象征。 “有人已经到达的——拉萨〞，说明有西方人进入，但诗人未曾涉足。如果将第一处只是局部作为观者进入藏族文化殿堂的入口，那么这一局部诗歌引领我们进入殿堂之中。诗歌直接涉及到藏族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如活佛、红教、黄教、黑教、转经筒、六字真言、大昭寺、布达拉宫等，这些文化要素在诗中呈现出强烈的异域色彩，并最终归结到诗人所赋予其精神之巅的意义上。“世界之外〞(Outre monde)，“非人间的王国〞(le royaume inhumain)，“神灵之地〞(Terre des Esprits)，这些指代西藏的意象直接指向诗人的内心世界，成为其精神上高不可攀的象征。 历史上曾进入藏族地区的西方人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1286—1331)(注：关于其游历情况参阅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安夺德(Antoine d"Andrade， 1580—1634)、古伯察(variste-Régis Huc， 1813—1860)和秦噶哔(Joseph Gabet， 1808—1853)、吕推(Jules Léon Dutreuil de Rhins， 1846—1894)、巴科(Jacques Bacot， 1877—1965)、图森(Gustave Charles Toussaint)都进入了诗歌中，作者将自己作为与他们同在这条路上探索和追求的人。重要的是诗人在其创作中所坚持的“多元之美〞的原那么也贯穿于此诗中。对诗人“我〞而言，在同“你〞西藏的对话中，“我单独通向多元(Divers)之路，朝向你的高，朝向你的最奇特和最不可理解，朝向我无法到达的她(Elle)〞(注：Victor Segalen，Odes，op.cit，p.89.)。这种感受直接来源于现实经验。当诗人到达四川松潘一带时，面对眼前的新世界，“应该成认并呼喊，它的吸引力在于所有的驴、牦牛和地域最后都强有力地扑入冒险来此地的人的视野。它的吸引力在于其山，其不可到达……〞(注：Victor Segalen，Equipée，Paris，1983，p.91.)。这种“不可到达〞正是诗人坚守的美的原那么，正如有人所评论的“他者的不可穿透性对他(谢阁兰)而言丝毫不是攫取的目标，而是快乐和丰富自我的源泉〞(注：让·雅克·莫哈：文学形象学与神话批评：两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交汇与分析（A），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27页。)。 第三局部“从未到达的——波域〞，意味着西方人从未进入过的地区。诗人写道，“吐蕃、拉萨和这一不可抹去之地分享了此诗〞(注：Victor Segalen，Odes，op.cit，p.95.)，但这既存在而又未到达的地方却同诗人对不可到达之美的理解相互契合。因为未谋其面，那么思想与想象之力愈加得到解放，精神最高点之譬喻通过文字和诗歌成为诗人对藏族精神文化在意识深处的表达，这也同诗歌的副题“献给精神之巅永恒的驯兽师：尼采〞相互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