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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篡改
中国
神话
诗词
大会
四季
天道酬勤
【被篡改的中国神话】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 山海经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一旦翻开,就难以将其闭合。它不仅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碎片化叙事,而且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对所有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而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缺乏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机的酱缸里翻滚了两千多年,山海经早已失去当年最纯真的读者。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 在两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晚期,我们约略看见了它的作者―一位年迈的巫师,面对青铜灯盏,借助昏暗的光线,翻译、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天竺、安息、大秦和外乡的书卷。越过莎草纸、羊皮书、竹简和丝帛的缝隙,他像炼金师一样在狂喜地工作,采集那些破碎的事像,按东南西北及其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组,犹如从烧杯中汲取金黄色的汁液。他被文本里的各种“幻象〞所包围,脸上露出了狂喜而忧虑的表情。他看到了这部典籍的曲折命运。 经过秦始皇于公元前213至212年的大规模焚书,最优秀的先秦神话早已灰飞烟灭,只有这部被视为经典的奇书,被西汉儒学家“意外地〞发现,并超越自身命运而重返人间,成为唯一能够跟儒家典籍并置的“异端邪说〞,甚至以一种不和谐的面貌,介入儒学家改造历史真相的运动。 山海经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它究竟是中国巫师的杰作,还是西亚商人带来的世界地理手册?它为什么能够描述赤道太阳垂直照射的效应,并记录了北极圈内长昼永夜的非凡景观?为什么它既有对澳大利亚袋鼠“夔〞和笑鸟“……〞的表述,也有对南美洲玉米的暧昧记录?究竟是谁走遍整个世界,把这些广泛的地理知识,传播给一个在远东崛起的民族?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而叙事驳杂,风格斑斓,外乡和异族的意识形态,并置于东亚的广阔空间,始终未能获得有效的梳理。这是早期神话的根本特征,也是王国时期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这种纷乱的状态,无疑是开发性社会结构的表征,但它也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在战国晚期,也即轴心时代晚期,一种强烈的汉文化主体意识开始生长起来,企图以王国的权力结构为镜像,构筑大一统的帝王世系,由此构筑民族国家的权力轴心。纷乱的帝王世系谱系一旦获得统一,就能形成单一的历时性轴心,而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长和运转,设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内核。 汉代儒生集团是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 战国是汉民族进入自觉的转折点。它的神话叙事,包括神话的历史化和帝王叙事,为此后的秦汉两朝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在一个互相兼并和大一统的普遍价值观的支配下,历史叙事开始苏醒,一些重要的史书开始出现,而重构统一的上古帝王世系表,成为历史叙事的首要题材。在这样的诉求下,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它们利用各种神话传说资源,煞有介事地编织了一个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顾颉刚大肆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声称那是“在战国的大时势下应有的鼓吹〞,而汉儒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 尽管顾颉刚的这一观点在断代上有所失误,却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它们并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翦灭楚国王室的汉王朝,而是汉代儒生集团。这个集团经过秦代的挫败,指望在新时代获取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种策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在开国大典之后,游说皇帝,推高儒学的官用价值,也即让儒学成为专制主义的重要饰物。董仲舒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他的个人努力,令西汉朝廷启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的国家主义程序。而后,经过汉宣帝刘询主持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公元前51年〕和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公元79年〕,最终形成官方儒学的文化格局。儒家就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显示帝国权力对思想的完美征服。 但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格局:帝国获得了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支持,而儒家那么获得了知识的最高话语权。文化权力的获取,导致儒家可以放手一搏,以注释、改写、伪造〔分为在真本中插入伪造的句段之局部造伪,和整本典籍的伪造〕等手法,借此篡改先秦历史文献,以实现儒学意识形态的世俗传输。参与这场典籍改造运动的人士,包括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等,时间从西汉武帝时代,到东汉王莽时代,长达两百多年,可谓风起云涌。而参与改造经典的,并非只有儒家一脉。秦汉两代,狭义的“儒生〞,多指研习孔孟之学的士人,而广义的儒生,那么指所有识字能书的士人,其中当然包括老庄之士和方士。后者最终合流成为道士集团。 两汉系文物造伪源头 晚清学者廖平撰写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和辟刘篇等,指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而古文经那么是刘歆窜改的产物。1891年,康有为更以高亢的声调,痛斥东汉刘氏父子篡改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典籍的无耻行径,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手法恶劣,是为“篡贼〞,声称自己“不量绵薄〞,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顾颉刚也宣称,刘歆编造“汉应火德〞以及世系德表的目的,是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根底。 但经籍造伪和篡改,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么轻易。多数经籍早已流传天下,仅仅在一套竹简上造假,效果甚微。此外,作伪者还须握有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权力,并且上下串联,内外照应,严密行事,方能得逞而不至于败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钱穆才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为刘歆鸣冤,说他们没有作案的可能。 这两种观点在民国年间爆发激战,始终没有和解的迹象。但无论如何,造伪终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汉代造伪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仅是因为某些典籍流传稀少,甚至可能是一个孤本,而且是基于竹简的特殊结构。采用纬编方式将简片串联起来,这种活页式的结构,令伪简片的插入变得轻而易举。在上下文便于衔接的前提下,插入写有篡句的伪简片,再用细绳重新加以装订,一般很难被识破。篡改者只要雇用技术良好的匠人,采用相似的竹〔木〕料、刮削工艺和书法风格,就不会留下显著痕迹。其次,是在单片竹简上刮除原字并改窜新字,也十分方便。第三种方式更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在多卷竹简中直接参加一个伪卷。当今中国的文物造伪传统,其源头盖出自两汉。 作为“集体之作〞的山海经,因其文本的开放性,篡改变得易如反掌,例如它所描述的凤凰,竟然全身上下左右,都贴满圣贤孔子的标语―“德〞、“义〞、“礼〞、“仁〞、“信〞,俨然是一位展翅高飞的儒家信徒,而这类意识形态词语,在该书其它地方从未出现,显得十分突兀,显然是儒家偷塞私货的结果,但至今都没有被聪明的经学家们识破―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那么天下安宁。 ―山海经・五藏山经・南山经 就在康有为怒斥刘歆篡改“太史公〞文本的同时,“太史公〞本人的作为,却遭到了意外的遮蔽。这个蒙受后人“篡伪之痛〞的司马迁,正是两汉学者编造历史、并用历史叙事来取代神话叙事的始作俑者。尽管史记具有官方身份,但其所载史实,被后世证明有大量不实之处。以往的史学家,多以为那是司马氏对原始材料“有所不察〞的缘故,但在我看来,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蓄意的编造。司马氏的“篡改〞,是在正典写作中注入个人观点,甚至直接用神话材料去编织史实,如“黄帝本纪〞之类,反而无人诘问。太史官的主流地位,保卫了这种改写和编造的权力,令其散发出正统、客观、公正和煞有介事的气息。 司马迁受到广泛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蔑视神话和热爱历史,正是汉代儒家理性主义的主要表征,它要剔除所有的“乱力怪神〞,并把其中有价值的信息采为信史。 以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 典籍篡改者的行列里,并非只有儒士一种,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术士,也参加了这个庞大的队伍。所不同的是,后者从不伪造先秦典籍,而是直接利用神话叙事,伪造黄帝和他人的对话录,由此推出黄帝内外经、素女经等数十种伪经,仅湖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就在13种以上。此类上古经典的造伪,从未有人追究其造伪责任,这可能是因为“造伪〞的痕迹过于明显,近乎赤裸的游戏,在汉代的知识语境里,此类假托黄帝之名的手法被视为文学修辞,而非蓄意的历史欺骗。 鉴于先秦典籍造伪蔚然成风,除了汉代,其他朝代的士人也竞相仿效,前赴后继,不断形成新的浪潮,不仅把中国变成文化造伪的超级大国,更为当下的神话研究,设置了严重障碍。另一更为严重的情形在于,神话典籍的鉴定及其整个神话研究,从未成为中国经学的主流,也没有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关注。在本朝,上古神话只是三种人关切的对象:作家,如鲁迅、沈雁冰和闻一多;学者,如顾颉刚、岑仲勉、丁山、徐中舒、钟敬文、袁珂、饶宗颐等;印度文化研究者,如徐梵澄和季羡林等,但人数稀少,影响细微,从未进入所谓“国学〞的核心层级。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对希腊神话及其奥林匹亚神学做出必要的响应,就无法掌握古希腊艺术和哲学的内在本质。 而自从西汉以来,包括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及当代研究者,仅仅把神话作为一个附庸性现象。而1949年以后各地文化馆采集的民间神话故事,多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的篡改,变得面目全非,乃至呆傻可笑。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多重挤压下,神话没有得到保卫,反而缓慢走向湮灭的终局。而民族国家的精神起源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朱大可 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范围包括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和群众文化等。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右图 山海经里描述的世界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