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道术必为天下裂语文尚待弥缝者下范文.docx

天道酬勤 道术必为天下裂，语文尚待弥缝者〔下〕 三 为什么现代中国学术可以分化、分裂乃至对垒，学者却仍能保持根本的语言认同？我想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学术演进〔不一定是进步〕，分科分化日益细密，通才型学者日益减少而专家型学者日益增多，学术话语的分野和沟通困难本来也属于正常现象。李泽厚1980年代末曾预言今后中国学术“将是一个专家的世界〞〔李泽厚十年集·走我自己的路〕。抗战期间冯友兰也说过类似的话〔冯友兰新事论第七篇阐教化〕，但那时专家和通才分化尚不明显，“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许多专家仍努力做通才。1990年代以后信息大爆炸，专家和通才彻底分开。通才型学者在学术话语上一般善于化生为熟，化难为易，化深为浅，善于在专门术语和日常语言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顾到各层次读者；专家型学者那么各自为战，新旧、生熟、难易、深浅不同的话语日益隔绝，操同一学术话语的人聚在一起或能“相悦而解〞〔据说如此〕，操另一话语、依靠另一知识谱系的学者就只能望洋兴叹。统一的学界被不同的学术话语包围，分裂为彼此隔绝的假设干小型“帝国〞，这个态势一旦形成，对难懂的学术语言的指责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你想懂我们的话？请参加我们的圈子，否那么免开尊口。这当然又加剧了“看不懂〞的痛苦！ 尽管陈寅恪认为“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但与当代相比，现代学者很多还是通才与专家的结合，他们既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也有显示其博学通识的经典性普及读物〔如鲁迅、朱自清、李四光、竺可桢、王力、费孝通〕。通才与通才不容易出现交流障碍，通才的好处还在于既能耕耘“自己的园地〞，也能欣赏和批评专家的专门之学，比方陈寅恪两次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醒专治中国哲学史者要熟悉哲学思想发生的各种社会文化背景，“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便是站在通才地位衡量专门的哲学史研究〔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在现代学术界所以享有特殊威望，就因他往往能以卓越的史家之通识补文学史、哲学史、语言学史、社会学史、医学史诸多专门学科之阙漏。假设一人而兼具通才之识与专家之能，那么其通才之识更能为其专门研究效劳，尽可以专注于某一专门问题而不为此问题所拘囿，视野开阔，左右采获，上下议论于其间。这是通才型专家的特点。就“述学之语〞而论，通才型专家在清儒所谓“窄而深〞的专门之学上钻得再深，跑得再远，也能随时回到常识平面，其学术话语始终有来自“常言〞和“常识〞的支撑，不至于“思锐才窄〞，往而不复，成为孤立枯竭僵化荒唐的“学术话语〞，以为自给自足，顷刻可以憔悴{1}。易言之，在现代通才型专家那里，学术话语和民族语言共同体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张力和互相滋养的关系，新名词、新话语和日常语言之间并非那么格格不入，学术研究因此也就不会过于逸出公共视野之外而变成独立王国。 2、现代学者多半也是文学家，这就更使他们的学术语言能够和不断创造、更新、生长的民族语言母体息息相关。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氏兄弟、胡适、刘半农、郭沫假设、陈寅恪、王力、赵元任、朱自清、钱穆、钱锺书——个个都是学者兼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现代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并无森严壁垒。古史辨上有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的小品文式考证和议论，这三位主要是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更非上古史专家，他们也完全不采取当时已兴起的长篇论文格式，但这并不阻碍他们以文学家身份和方式参与古史讨论。“古史辨派〞不把这三位拒之门外，“古史辨派〞自己的语言风格也明白洗练，他们对现代白话文学术语言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不独古史辨如此，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一些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新青年、新潮、新月等都把文学创作和学术理论放在一起，这种编辑方针和古史辨异曲同工，有助于促进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的沟通。再看鲁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及其他大量收录在杂文集中的学术文章，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不可分拆，既无学术的空架子，也并不过事文饰。他甚至模仿标准“述学之语〞写阿Q正传“第一章序〞和故事新编·理水个别章节，用小说和杂文笔法来做“学匪派考证〞。“读一篇极精彩的论文时，每每能浮起读文学作品的兴趣，而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又似乎能读出一篇论文来。〞〔胡绳夜读散记·谈理论研究与文学欣赏〕，现代作家和学者往往能让读者体会到这种文学语言与学术话语彼此渗透交相为用的胜境。1940年代末，胡绳就曾专门呼吁理论工作者要“学习鲁迅的文体〞以造成中国学术的民族化〔胡绳学习鲁迅的文体〕，现代作家和现代学者语言上彼此亲和，由此可见一斑。胡风也说过，鲁迅语言的好处在于一切名词术语都能为我所用，化为自己的表达，绝不依赖现成的概念术语，结果在鲁迅著作中，“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竹内好也认为鲁迅尽管“一方面翻译了大量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却又终生与抽象思维无缘〞，“他在气质上，也和借概念来思考缘分甚浅〞〔竹内好鲁迅〕。胡绳、胡风、竹内好三人的说法，皆可谓真知灼见。 鲁迅当然也会有取自别人的概念，但绝非不加分析地拿过来作为现成的无需证明的东西来使用，比方“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硬译〞和“阶级性〞都是别人的概念，但都赋予了个人的理解和阐释，与其说是借用概念，毋宁说是鲁迅借用这些概念讲了自己的话。明白了鲁迅的意思之后，读者大可丢弃这些概念，而不必在鲁迅之后继续依赖性地使用这些未经个人消化的现成词语并使其“术语化〞。鲁迅对别人的概念、术语始终保持一种距离，往往在疑心甚至挖苦的意义上姑且一用。他本人研究小说史时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提法就是如此。比方他认为官场现形记的特点是掇拾一些官场和民间流行的“话柄〞〔类似今天的“段子〞〕来眩人眼目，不善于刻画人物和表达场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鲁迅的重要观点，作为这个观点之核心的“话柄〞一词却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借用研究对象内部的一个词语来指称鲁迅自己赋予清楚界定的文学现象，就地取材，夺胎换骨，读者看到这个词语，不会纠缠于它作为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会跳过这个词语，领悟到背后的所指。胡适十分赞同并且借用过鲁迅关于“话柄〞的说法〔胡适官场现形记序〕，但在鲁迅和胡适之后，“话柄〞并没有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一个化不开的棘手概念，而文学研究中哪一个概念通常不都是异常棘手的呢！鲁迅这种防止大量生产和借用非生产性僵化概念的论学方式在现代中国学者那里比拟普遍，这使得他们的“述学之语〞具有文学语言的直接性和透明性，不易板结为空洞玄虚的概念而诱使读者与同行做无谓的纠缠〔胡适讨论屈原时用诸葛亮草船借箭故事提出的“箭垛式人物〞的概念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