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小议金融资源的新政治经济学.docx

小议金融资源的新政治经济学 。本文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需要，使得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可防止的具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所内生出的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关键词：利益补偿；金融资源；城乡差异；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开展中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但中国经济的城乡二元分化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城乡收入差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呈持续恶化的趋势。对于开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西方学术界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歧视农业和农村，以及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所导致，并主要从该国的经济开展战略和政治结构出发给予解释①。这些理论也被国内学者用来很好的解释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和演变［1-3］。虽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开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开展阶段，但是如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和不断恶化，不仅会限制开展中国家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更为不幸的结果可能还会出现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破坏已取得的经济开展成果。同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业化，更是包含农村落后的农业部门的工业化〞［4］，消除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涵义。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开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开展差异实质上表达为城乡实物资本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即农村地区陷入了“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因此，加速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打破其经济开展恶性循环，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开展的关键。 金融中介在物质资本的形成和配置中无疑是具有核心作用［5］，因此，农村地区物质资本缺乏的背后必然存在着金融制度上的扭曲。虽然，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金融中介（主要是国有银行）信贷行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偏向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6-8］，但这些研究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的解释还远非完善。本文试图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我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内生性，其是为了满足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的需要，因此，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就不可防止的带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所具有的利率管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会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导致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二、改革本钱、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内生性 经济改革需要消耗本钱，而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对改革的抵抗和反对是影响经济改革本钱的重要变量。由于利益受损集团的抵抗和反对所导致的过高的本钱约束，一项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也可能不能被推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相应的利益补偿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或支持，这可以降低改革的本钱，从而使得经济改革能够得以继续。同时，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利益补偿，政府也须要维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 （一）改革阻力与改革本钱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收益，即是源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对新制度安排下的潜在收益增量的追逐。同时，制度变迁也是要消耗资源、支付本钱，如：需要支付本钱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等的收集、处理和创造以实现新制度安排的设计、变迁和运行。因而，制度变迁被认为是人们在“本钱－收益〞分析的根底上做出的理性决策，“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本钱，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部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9］。如果在面临着过高的制度创新本钱的约束条件下，预期本钱超过了预期的收益增量，一项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将会继续存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就不会实现。因而，经济改革也可以被视作政府在权衡收益与本钱的根底上做出的理性决策。知识的积累、技术的革新或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均被认为是可以影响制度变迁本钱的因素，但这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改革阻力在经济改革动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根本障碍是潜在受损者对改革的反对……甚至对于在政治上并不民主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2023］。改革阻力在本文中被定义为：由于利益集团对经济改革的抵抗和反对而进行的各类市场与非市场活动给经济改革带来的阻力。 潜在收益的存在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因而制度变迁涉及到对潜在收益的分配，而对潜在收益的分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也必然要触及到对旧有经济体制下利益存量的调整和新经济体制下收益增量的分割，这将会改变人们（包括个人、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而这恰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11］。由于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新增利益的分割，要使经济改革在所有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根底上进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改革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①，它也会由于改革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或新增收益的再分配而引起人们利益格局的相对变化而受到一些人的反对。那些在经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将会动用其手中的经济与非经济资源竭力阻止经济改革的推行，以延缓或阻止经济改革的进程，只要这样做给其带来的收益增加或者收益损失的减少大于其所付出的本钱。同时，改革阻力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反对经济改革的人或利益集团的数量，而更是取决于这些利益集团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即使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很小，改革的阻力也会由于这些利益集团掌握很强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而增大。 改革的阻力越大，改革的本钱越高。改革阻力的增加，将会导致对信息、知识和技术等的收集、加工和创造的效率降低，增加改革本钱；改革阻力还将延缓改革的正常推进速度，从而延误改革时机，延长旧制度安排的寿命，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改革的反对者所进行的反对经济改革的活动本身也会消耗大量资源，这本身就是资源的浪费；当改革的阻力过大时，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剧烈的社会动乱，导致社会生产的停滞，此时改革本钱将呈几何级数上升。 （二）改革本钱与利益补偿 当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抗而导致改革本钱过高时，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给予改革中的受损者相应的利益补偿来获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或认同［12］。laffont和qian，认为降低改革的阻力，从而降低改革的本钱，使得经济改革变得可行①。虽然给予受损者以利益补偿也将增加经济改革的本钱，因为这导致了市场信息的局部扭曲和资源的无效配置。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个本钱的增量是要远远小于由于改革阻力的降低而带来改革本钱的减少量，因为，过大的改革阻力所引起的社会动乱，甚至是武装冲突而导致的改革本钱的增加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呈几何级数上升来形容〞。因此，当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由于改革阻力所导致的改革本钱过高而无法实现时，我们可以通过给予改革的反对者以一定的利益补偿来减小改革阻力，从而降低改革本钱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要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并不是很困难，例如，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所实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政策就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 具体到中国的经验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在转轨时期之所以取得比东欧国家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关键在于其很好的控制了改革中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本钱，使其转轨路径处于或相当接近于本钱最小化的最优转轨路径。laffont和qian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由于率先推行改革的地区或部门是那些投资时机多，但在旧体制下的期望获益很小的地区或部门，这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改革在政治上受到的约束。 如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由于其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本钱这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光自然就定格在中国存在一些怎样的制度安排以补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团体以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因为，如果说改革之初首先在农村所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对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触动较小，所激起的改革阻力也较小的话，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此后的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开展等改革措施就不可防止的给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为了缓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抗和反对，防止过高的改革本钱，建立一个给予受损者以利益补偿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就是必须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仅继续向城市居民提供如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障、教育补贴等方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而且对城市居民损失的利益也增加了相应的补偿，如1979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降低，政府立即增加了对城市的价格补贴，补贴总量由上一年的11.14亿元一下跃升到了19.2亿元；1985年在放松对肉类价格的管制以后，政府也相应增加了对城市部门的价格补贴，这一年政府补贴上升至262亿元，并于1998年到达最高的712亿元，占当年政府预算总额的7.55％。 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开展加剧了市场竞争，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导致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急剧下滑，亏损额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之所以迟迟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最为关键的在于中国在转轨时期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保证社会稳定的保障体系［13］。波兰之所以能在改革后较其他东欧国家较早的走上经济增长的轨道最为关键的一点就被认为是其改革前就是一个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从而防止了改革后剧烈的社会动乱。中国在改革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在转轨时期一时无法建立起来的时候，继续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这些社会责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就是必须的。国有企业由于肩负着维持社会稳定的社会责任，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减员〞；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也决定了任何旨在提高其经营绩效的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效〞，因此改革过程中其经营绩效的逐渐恶化和亏损额的逐渐增加也是必然的。政府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国有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维持其生存。 （三）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安排 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一直是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随着经济改革的实施和深入，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恶化导致国有企业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利税逐年降低，如果考虑到财政给予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和再投资，两者相抵，国有企业为国家财政所做出的奉献其实是很小的［14］。同时，虽然中央政府对财税体制进行了几次分权与集权的改革，但仍未能建立起一个完善有效的税收征管体系，税收的增加并没能跟上经济产出增长的步伐。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城乡个人收入占gnp的比例由1978年的50％上升到了1995年接近70％的水平，但个人所得税占gnp的比重却只有0.2％，远远低于工业国家的28％和开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水平〞［15］。这不可防止导致了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1993年下降到了改革以来的最低点2.8％）。虽然1994年中央政府在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新一轮的集权化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中央财政能力在改革后不断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继续维持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