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文体自觉史识美学范型的演绎与重建.docx

文体自觉：史识美学范型的演绎与重建 从巴金的说真话开始，新时期至今的散文创作，逐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颂思维的时代及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范型中解放出来，而且在散文走向振兴与繁荣的同时，捆束创作的旧理念也得以解脱，逐步重建健康、科学的散文美学，进而获得了文体的自觉。事实上，比较小说与诗，散文理论是很贫困的。关于散文理论的研究确实存在很多空白与盲区，而其中关于旧散文美学如何被颠覆、新美学又如何在创作实践中演绎与重建，就是一个尚未深入探讨的、关于理念自觉与文体自觉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广阔的散文开展的历史背景上，例举最有理念个案意义的三作家之新范型，进行考察与细读，那么，读者就可以大体看出40年间散文美学重建的嬗变与转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例举韩小蕙、赵丽宏、叶兆言为三家美学范型，是因为他们散文特有理念嬗变的维度及导向性意义。笔者认为，这种范型演绎的探究，对散文美学重建的认知具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并具有建立文化自信的当下价值。 一、“道志体〞：韩小蕙对刘白羽“放歌体〞的演绎 文学史习惯地将上世纪五六年代散文成就，归结为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大家〞的标识，也有加上吴伯箫“四大家〞的说法①。在80年代中期文艺观念嬗变之后，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又把这个时期散文创作存在的历史局限，归咎于杨朔个人的负面影响，其实这是很偏颇的看法。为此，笔者曾经作杨朔模式及其悖失态势一文，指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局限与“模式〞，是一个散文群体的问题而决非某一个人的問题；并且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的历史局限，是“杨朔们〞的“集体的无意识〞，是此间“缺乏悲剧精神和健全的审美品格的文学思潮〞使之而然②。 最能代表五六十年代歌颂思维的散文家是刘白羽，而非杨朔。刘白羽是众多散文家中自觉听命于那个时代政治文化并直接以散文演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代表，是最典范的“载道〞的“放歌体〞歌手。可以这么说，刘白羽的早晨的太阳 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 红玛瑙集等散文集，在五六十年代散文家中最典型地表达宏大革命叙事的“载道〞范型。文学史曾经把他列为“三大家〞之首，显然是因为其散文的政治文化价值而使其身价显赫。说到底，是因为他的散文最直接地效劳于政治即“文以载道〞。“载道〞是那个特定时代定为一尊、无可躲避的共约思维；而刘白羽也同时被定为慷慨高歌、独尊文坛的范型。有人认为，“批判‘文以载道’，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③。这个质疑和结论是否正确，可以深入地予以讨论。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思想先驱和现代作家都一直把“文以载道〞当做一个被批判、必须“打倒〞的一个理论性概念，把它作为在文化领域里“打倒孔家店〞总目标的任务之一。其中的“道〞被解释为君王、圣贤立言的政治文化的内涵。“五四〞时期对“文以载道〞的口诛笔伐之于文学史产生了如下的深刻影响：是将“载道〞与“言志〞割裂成两个对立的概念，以致对百年文学史的散文创作概括为以政治文化为本位而进行宏大叙事的“载道〞派，与以作家个性为本位、表现“自我〞的“言志派〞，并对两派的“对立〞和“此消彼长〞进行规约的描述。 从“载道〞走向“言志〞，是新时期散文美学价值转型首先遇到的一个核心审美理念的问题。应该说，创作实践上巴金的一封信与散文理论上叶至诚的假设我是一个作家，是最初回归“言志〞的先声，打破了沉闷的、大一统“载道〞观的天下，开始向散文美学的“言志〞观艰难的转型；80年代先后对杨朔散文的批评和对“杨朔模式〞的反思，那么加速了从“载道〞向“言志〞转型的过程。一些学者通过自己的散文理论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从各个方面营造、回归“自我表现〞的核心理念，如写下散文的昨日和明日等研究散文观念论文的林非、研究周作人的钱理群与许志英、撰写重回“五四〞起跑线的丁帆、撰写现代散文史论的汪文顶、研究林语堂的施健伟与王兆胜、研究并提倡建立当代散文“诗性〞话语系统的陈剑晖等，他们也为散文理念的转型制造了功不可没的学理上的舆论。但在创作与理论上仍然存在着小半数作家“载道〞与大半数作家“言志〞的对峙与分流的状况。一批老前辈巴金、孙犁、汪曾祺、柯灵、黄裳等最早“言志〞，并以巴金的随想录为其代表。一批老作家、尤其是一批中、青年散文家他们在散文回归“五四〞散文观念与传统的时候，执拗地让散文回归到“言志〞即“表现自我〞的作家本位。——这是笔者姑且按“五四〞之后“载道〞与“言志〞的“对立说〞，而进行的散文理念转型的描述。而在“50后〞、“60后〞赵丽宏、贾平凹、王英琦、史铁生、丁帆、夏坚勇、张抗抗、叶梦、马丽华、刘亮程、王兆胜、庞培等“言志派〞作家群体中比较，韩小蕙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个案。她将“载道〞与“言志〞两种散文观结合起来，进行了“道〞（载道）“志〞（言志）整一的创作实验。 笔者对其“道志体〞（姑且名之）亦可称“道志整一体〞的范型，在韩小蕙散文创作论一文中进行过这样的评论：“韩小蕙作为大报的记者编辑，既要无可躲避地为‘发言人’的身份去完成职守，又要兼及知识精英的人文立场，这种自悖的为难及其自我调整，就产生了她散文的‘载道’并为之诉求。她可以选择小说、报告文学去写作，但更多、更执着的是选择了散文；因为她觉得唯有散文与散文的本真，才可以更直接更自由地作为她应对人生的思想表达与生命表现，才可以让自己在认识不清、思想不透中再认识、再追问与再发现。〞④她具有职业记者与散文作家两重身份。以记者论，她是光明日报的公众人物，职责使她必须站在报人立场和思想上言论；以散文作家论，她必须在创作中“自我表现〞，才能成为散文家而自立于文坛的一席之地。她的双重身份使她立于传统思维定势中所谓“载道〞与“言志〞的自悖与两难。然而，她却将两者整一融合起来。她的这种整一融合，在创作实践中无意间佐证了刘锋杰“批判‘文以载道’，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的结论。——这是韩小蕙范型的第一个意义。 就在学术界忌讳“大我〞一词的时候，韩小蕙却持有“大我小我统一〞论。她说：“我要求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⑤“人类意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这是她“大我〞的内涵，并非指直接效劳于政治的内容。而她的“小我〞，那么是她个人面对社会、人生及当今社会上种种文化悖论事象的眩惑、反思和抨击。她以个人的声音在“言志〞。具体地说，她一以贯之地表现她个人生命的焦虑和疼痛。如写于1993年的无家可归，可以作为解读她全部散文寓“大我〞于“小我〞的一把钥匙。作品里，她一改平时的低调而明确表白自己“是报社里干活非常出色的‘业务骨干’〞；接着不顾面子地抛出一份“惟一的要求就是一套房子〞的“寻工启事〞，因为偌大的北京没有属于她和女儿的住房，所以只能像冰心老人那样悲凉地呼喊，“可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进而问责社会，问责那些有公房出租、专吃社会主义的假“寓公〞：“太阳还是红的么天空还是蓝的么大地还能托得起世道人心么〞？可见，韩小蕙对人世间诸多黑暗、腐朽、丑恶的现象，站在群众立场上进行揭露与批判，这是她的大道人心使然。因此，她将世间大道与社会责任的哲理性思考——“载道〞，演绎为个人思想的嫉恶如仇和情感的悲天悯人——“言志〞。于是，韩小蕙是回归真实意义的“文以载道〞，是将“大我〞的“载道〞与“小我〞的“言志〞整一起来的、典型的散文范型。“文以载道〞本义，出自于孔子的“无文不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文质彬彬〞、荀子的“文以明道〞。究根问源，“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一辆载车，“道〞像车上装运的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到达预想的终点。也就是说，文章应该以好的形式来表现好的思想，强调的是思想与内容的完美统一。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之后的“文以载道〞，所提倡的“道〞那么赋以了封建政治的功利性。“五四〞新文学运动反掉“道〞的政治功利是出于反封建的时代需要，其后的左翼革命作家延安文学作家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过分、绝对地强调“道〞的现实教化之政治功利性，这种“突出政治〞、图解政治的共约性得以形成创作与理论的惯性思维定势，以致在新时期文学回归文学之后，人们对“文以载道〞的根源性还不敢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然而，韩小蕙以她的创作实践，正面答复了它的根源性的美学价值；而且还证明“载道〞与“言志〞是可以而且也应该结合起来，理所当然地在一篇散文中间得到整一，而且还理所当然地在一位散文家的全部作品中得以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