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docx

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英国伯明翰学派而闻名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源起于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一直伴随着这一传统的开展而得以推展，在当代呈现出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转向。 关键词　文化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意识形态　后现代主义转向 中图分类号　B089.1；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2)11－0005－09 文化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在全球传播最鼎盛的20世纪80、90年代，它常被等同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提出的文化和社会研究方法。然而，该中心开展文化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学的、唯物主义的和政治学的方法，却可以在文化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其思想渊源。实际上，许多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是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本雅明、阿多尔诺，还是詹姆逊和伊格尔顿)，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相关的文化形式及其在群众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了解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把握文化研究的理路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崛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提及过文化现象。如马克思就在其笔记中提及尤金·许的小说和群众传媒、英文和外文出版机构，并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荷马史诗是人类童年期的一种表达，这似乎意味着文化文本与社会、历史开展有着重要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的经济根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在生产关系中，文化和意识形态发挥着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作用。这一影响深远的“(经济)根底／上层建筑〞模式把经济视为社会根底，而文化、法律、政治以及其他生活形式那么被视为上层建筑，它们产生于一定的经济根底，并为后者的再生产提供效劳。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文化形式通常总是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效劳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利益，并履行重要的社会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定时期的文化观念总是效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是个关键术语，它描述的是特定阶级的统治观念是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以及如何掩盖特定社会的压迫、不公正和负面影响的。根据这种分析，在封建时代，虔诚、荣誉、英勇以及骑士精神等观念是占支配地位的贵族阶级的统治思想；在资本主义时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利润、竞争和市场成为主导观念，它们清楚地说明了正在稳固其阶级力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看起来如同常识般自然，故而它常常因无形而被无视，并因此免遭批判。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要着手意识形态批判，以揭示统治观念是如何将符合主导社会利益的现行社会及其体制和价值观予以自然化、理想化和合法化的。在竞争剧烈和个人主义泛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坚信人的本性是自私而相互竞争的，就如同坚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在本质上是互助合作的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和社会事实上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但意识形态却有助于化解矛盾、平息冲突和缓解负面压力，将人类社会的一些特性，如个体性和竞争性理想化，并将其上升为统治观念和价值观。 后来的许多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这些观点，尽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他们更多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和重要性。马克思虽也在自己的著述中频繁提及文学典故和人物，但却从未提出持续不变的文化分析模式，而是将分析重点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开展和政治斗争，以及世界市场和近代社会的变迁，这一变迁如今被称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第二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激进派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狭隘地致力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自1883年马克思逝世直至20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许多欧洲工人运动的官方学说，并因此与政治斗争的诉求挂钩。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研究注意力转向文化现象。佩里·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诠释，他认为经济一政治分析向文化理论的转变，是面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运动失败和法西斯主义抬头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受挫的表现。一些对文化现象有着浓厚而持久兴趣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像卢卡奇、本雅明以及阿多诺等，由此建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模式。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短暂地参加匈牙利革命之前，匈牙利文化批评家卢卡奇就已完成了重要的著作心灵与形式(1900年)和小说理论(1910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致力于从哲学和政治层面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随后他又回到文化分析领域。在流亡俄国期间，卢卡奇转而赞成斯大林主义，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却被严重低估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把欧洲小说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的诞生与胜利联系起来。即这一时期的小说所着力刻画的主人公的言词，都与资产阶级社会所宣扬的个人主义精神相一致，而且故事人物的阅历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也常常传达着与此相关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在致力于重塑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卢卡奇认为，文学形式、人物角色和故事内容都必须在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中来进行诠释。因为在不同的背景中，表达本身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并因此表达不同的功能。就此，卢卡奇为文化研究作出了重大奉献，他赋予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分析范畴以明确的历史意义，主张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阅读文学文本，在文本解读中来展示它们的历史背景。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从这里借用了生产方式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充实自己早期的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同时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也为他的社会文化分析提供了经济学依据。经济和社会的融合构成了历史，要了解处于一定生产方式中的文化形式，只能从它们与社会历史开展的关系着手，而文化形式也正好阐释并展示了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样，卢卡奇对巴尔扎克、左拉、托马斯，曼、卡夫卡和其他作家的作品的解读，为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阅读和分析关键文本提供了研究模式。卢卡奇的审美标准性理论，还将批判(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定为进步艺术的典范。并抨击现代主义美学，这一立场遭到了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法兰克福学派直至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强烈反对。卢卡奇后期也更多转向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式的政治形式，并正式宣布放弃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即放弃将文学视为个人与世界和解的方式，将艺术视作克服异化的途径。 与卢卡奇形成比照的是布洛赫，他在希望的原那么(1986年)中强调西方文化的乌托邦维度，以及文化文本如何传达人们对更加美好的世界和变革后的社会的渴望。布洛赫对西方文化的这种解读方式实际上就是在诸如荷马史诗、圣经甚至现代广告和百货商店的陈列品等文化人工制品中寻找关于美好生活的梦想。这种乌托邦的冲动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即如何清晰地阐述文化是怎样为那些有助于推动个人解放和社会转型的现世、形象、观念和叙事提供选择方案的。这样的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法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