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文学批评思索与重建.docx

文学批评思索与重建 这些年来，我经常会听到人们关于文学批评的种种不满，批评的诸多痼疾和它的某些恶习积重难返，几乎使得批评的意义与它的价值，还有它的最为根本的公信力，都已经变得非常可疑;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文学批评在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在文学开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应具有的重要功能，人们对它又瞩望甚多，希望它不仅能够振衰起弊，自身获得健康的开展，还更希望它能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积极有力的实质性影响，所以人们在对它表达种种不满的同时，又经常地对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检讨与反思，希望能重新建立和到达正常或理想的批评状态。二○一一年，辽宁日报继二○一○年成功进行了一场“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大规模讨论后，又很成功地进行了“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讨论从二○一一年一月十日起，一直到同年七月二十二日结束，为期逾半年，先后邀请和参与的人员既有雷达、南帆、丁帆、孙郁、陈众议、张光芒、王彬彬、郜元宝、肖鹰、陈晓明、林贤治、王晓明等文学批评家，也有国内重要的文学批评刊物文艺研究和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方宁与林建法，还有作家如阎连科、陆天明等人，及高等院校作为文学批评后备力量的青年学子，刊出的专题性访谈竟有二十万字，而且很快又结集出版。①在我的印象中，一份省委的机关报而能对文学批评问题如此重视并且又很成功地开展如此规模的讨论，其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性、纯粹性，以及讨论空间的生动与开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这场讨论对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进行了相当全面与系统的检讨与反思，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具体和深刻的揭示，其对文学批评的历史性重建，也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思考与建议。 实际上，辽宁日报的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在讨论开始前的二○一○年十二月，由XX省委宣传部主办、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承办的“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与会学者和批评家们均都提交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这便为实际上是承接了这次会议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确立和保证了后者值得赞赏的学术品格。①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整体反思，“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以下简称“重估〞）不仅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根本状况有所把握，更是对文学批评的批评环境、批评格局、批评制度、批评伦理、批评主体、批评立场、批评精神和批评方式，等等，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讨论，其所涉及的方面相当之多。当下批评的根本状况，几乎每一位接受访谈的批评家都很关注，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论及，总体上都表现出严重的不满，其中以雷达的意见最有代表性。在批评史的视野中，雷达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根本状况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在中国，很少有哪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像今天这样为难、无奈、软弱、被动〞，“现在，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作品大量涌现，批评家们在各地的各种媒体上发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在大学校园里也有不少的硕士、博士在研究着各类当代作家作品。仅就从业者之众，数量、口号、名词、新术语之繁而言，当前的文学批评不仅堪称繁荣，简直多得要过剩了〞，但“从思想深度、精神资源、理论概括力、创新意识、审美判断力等等方面而言，富有主体精神的、有个性风采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却十分罕见。反而那些被动的，跟在现象后面亦步亦趋的，或者迎合型的、克隆型的文章却很多。批评的乏力和影响力的丧失，批评的自由精神的丧失，以及批评方式的单调、乏味、呆板，这一切使得貌似繁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一场场文字的虚假狂欢，最终导致批评失去了鲜活、锐利、博学、深刻的身影〞。这与作家们对文学批评“陈词滥调、雷语连篇、矫饰浮夸、玄虚空洞、隔靴搔痒、艰深晦涩、不痛不痒〞①之类的评价根本一致。在雷达看来，如此不堪的批评现状，其实根源于社会生活中公信力的缺失，很难以文学自身或几个批评家个人的职业精神来挽回，其前景，无疑显得非常悲观。②在文学批评的很多具体问题，如批评环境问题上，很多讨论者也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反思。除了雷达，他认为文学批评所处的是一个“诚信缺失，疑心永恒的大环境〞外，这方面谈得较多的，还有林贤治、丁帆与林建法。这场讨论关于林贤治的专访题目就是文学批评环境问题是首要的，足以见出在文学批评问题上林贤治的思考重点。林贤治认为，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和一个方面，环境问题看似外围，但其实对批评的各种重要问题都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只是对批评环境的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才能真正辨析问题，找到方向，而要“营造真正健康的批评气氛，首先不允许其他力量的介入;再就是没有商业性质的东西。批评不能雇佣〞。 在林贤治的思路中，衡量批评环境之健康与否的核心标志，就是是否能够允许批评的独立和批评的自由。③在丁帆看来，自一九九○年以来，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就不断遭到消费文化的破坏，二○○○年以来，这种破坏愈演愈烈。他说：“所谓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我总结了十一条乱象。从表层结构上来说，出现乱象有其客观原因，即整个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批评家‘倒戈’了，倒向了消费文化。他们不是媚俗，就是媚官、媚权，或者，媚金钱。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手，市场体制带来的种种利益，致使这些批评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消费文化的魅力，所以才出现了文学批评的种种怪现象。〞④而与林贤治和丁帆的思路不同的是，林建法在指出批评环境的严峻性的同时，那么更具实践性地提出了“文学生态平衡〞的概念，并且以自身的编辑实践和编辑理念现身说法，指出他在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实践中固守与坚持的，就是要为具有创造性的和杰出的批评家、为真正的文学批评营造健康的批评环境和搭建理想的批评平台，以此来维护和优化文学的生态平衡。这几年来，林建法曾屡次对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学评奖直言批评，认为“恰恰是现在的文学评奖把批评环境给搞坏了。根据非文学标准而评选出来的作品，混淆了群众的视听，降低了他们的分辨能力，也对作家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对批评家也具有负面效应〞，毫无疑问，他对批评环境的批评与反思要更加具体和更加切实。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根本格局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在这场讨论中，它也是一个焦点性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讨论者那里，对于批评格局的把握方式略有差异。比方雷达，他把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分为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而丁帆，那么将批评划分为“印象派〞和“学院派〞两大阵营。不管人们作怎样的分类，在当下中国的批评格局中，“学院派〞或“学院批评〞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无论是在从业人员还是在实际影响上，都应该是其中的主体性力量。比较而言，我更赞同丁帆的把握方式。这是因为在雷达的把握方式中，专业批评与学院批评被作为迥然有异的两种类型，而在实际上，批评的专业性，恰正是学院批评所经常声称与追求的，对于某种片面与狭隘的所谓“专业性〞的追求，正是导致学院批评问题重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以“专业〞来相对于“学院〞，以免造成讨论时的混乱。至于雷达所说的“专业批评〞与“媒体批评〞，正可以被丁帆教授所说的“印象派〞所概括。在丁帆看来，学院派与印象派各有优长，但也各自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他所认可的学院批评家“既有价值立场，又有对作品敏锐的感悟，同时也具备文学史意识，这样的批评家不多，比例极小。在学院派批评家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那些价值立场模糊，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批评家，这是此类批评家的可悲之处〞。而他指的印象派批评家，那么是那些在作协、文联工作的批评家，当然也包括自由职业批评家。“这类批评家，长处是对作品的感悟比较深，写出来的文学批评是有生命温度的。如果说学院派批评家中大多数人用解剖僵尸的方式去解析作品，那么印象派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那么是有感悟、有温度的。同时，他们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批评和评论比较迅速、及时。他们的缺点在于，批评文章的天马行空，大量作品还没有细读，上来就写文章，于是只能凭借印象，凭借所谓的批评经验直接套到作家作品上去，甚至开展到不看作品只看内容简介，就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惟上的特征很明显。〞他认为印象派批评家还往往缺乏文学史意识，他认为“一部作品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它，而应当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来分析，这样才会有参照系。在这方面，学院派批评家做得更好些〞。 在我看来，丁帆对于学院派批评和印象派批评的如上把握非常准确，也非常中肯。由于这些年来学院批评一直在批评格局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它的问题也引人瞩目，所以在这场讨论中，像雷达、孙郁、王彬彬、陈众议、郜元宝、肖鹰、林贤治等批评家和接受访谈与调查的作家、学生与读者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学院批评提出了批评。比方郜元宝，他用“作家去势，学者横行〞来概括文学批评的“学术偏至〞，认为目前“文学衰微，学术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各种学术理论、概念范畴乃至学术话语普遍流行，覆盖社会，甚至渗进日常生活，媒体充满着以学术名义教训、引导、恫吓普通人的假先知，与此同时，却普遍视文学为无物〞。在他看来，批评家接触学术问题，不是为了炫耀博学，不是放弃文学而躲进学术殿堂，更不是为了披上学术的华服，而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把深奥玄远、繁难沉重的学术问题复原为直接感性的文学性问题来把握，好让更多的读者一道参与，让更多的人在文学批评的领地取得对社会人生的发言权，过度学术化的批评，本质就是放弃文学。②而孙郁，他甚至用“无法忍受〞来表达自己对学院批评弊病的不满。在谈到文学批评的存在问题时，孙郁指出：“目前批评的问题还包括学院化的知识操作。学院派话语用来研究经典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研究当代作家就存在问题了。学院派话语的特点是程式化、模式化，与当下鲜活的生活和作家鲜活的文本之间存在着距离。这套话语写出来的文章，读起来不亲切，把本来生动的文本变得不生动了〞，③这与王彬彬所揭示的“学院体制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使文学批评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行为〞完全一致。④在这场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被大家屡屡谈及，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批评伦理问题。所谓的批评伦理，实际上就是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作品和文学艺术家间的伦理关系，还包括批评家和有关媒体（批评刊物、群众媒体）、批评家和批评制度、批评家和批评家间的复杂关系，在更加通常和狭义的层面上，主要就是指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健康和正常的批评伦理中，批评的根本原那么就是“文学〞，“文学〞是批评家批评对象的唯一标准。但这些年来，由于批评环境、批评制度及批评家主体自身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批评伦理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在很多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搀杂了太多的对金钱、权力和人情等方面的算计与考虑，不负责任的盲目吹捧甚嚣尘上，对于这一点，王彬彬在这场讨论中谈得最多，也最为集中与明确。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尊重就是准确地说出他的独特创造，准确地指出他固有的缺陷和毛病。胡乱吹捧的结果是使真正应该被肯定的也没有得到肯定。我们今天的文坛，无论是好的创作还是差的创作，批评家都没有对其作出彻底的解读，而文学批评滋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最终伤害的是文学本身。〞①在王彬彬的理念中，“文学本身〞是文学批评最应关切的方面，以此作为价值标准的批评伦理，才是真正理想与纯粹的批评伦理。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也是这场讨论的重要问题。价值标准的丧失、混乱和模糊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的突出病症。在对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子们的调查中，有近八成的人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没有呈现出应有的价值标准。在接受专访的批评家中，以丁帆对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问题强调得最多，也最突出。人性的、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标准，为他的批评实践所一贯坚持，而价值立场的退却被他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病症与问题。在这场讨论中，他一再强调坚守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是批评家所应有的根本素质，也是评价文学批评之好坏的根本尺度。他认为在一九九〇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整体性的叛变〞，这种叛变的重要表征，就是他所一再指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