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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讲稿
2023
史记
五帝
本纪
讲稿
读书笔记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读书笔记
摘录:
据我所知,近代以来,没有人在课堂上专门讲过史记·五帝本纪。(P3)
我们今天讲的五帝本纪是司马迁本人所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P5)
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先秦历史作以下划分:黄帝之前,根本上都是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几乎没有,可以说“史前时期〞。从五帝时期开始有所记(P7)载,可以说它介于“史前〞和“原史〞之间;从夏代开始,文献记载比较多了,夏、商、西周应该说是“protohistory〞,即“原史时期〞。一般认为从春秋以后就是“history〞,即“历史时期〞。(P8)
共和元年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再往前,司马迁虽然看过很多种年表材料,但他认为其间互相矛盾,所以没有采用,十二诸侯年表之前只编成三代世表。……不管希腊、罗马也罢,古代埃及也罢,两河流域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年表精确的也大都推到公元前七八世纪,和我们差不多。(P9)
古埃及的前王国时期加古王国时期与中国的五帝时期非常接近,……。埃及的古王国时期还(P11)是铜石并用时代,不是青铜时代。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如果按照公元前2040年来算,与夏朝开始的公元前2070年只差三十年;两者结束的公元前1552年与公元前1600年,只差四十八年,太接近了。所以,我们的夏朝根本上就相当于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这是青铜器时代的开始。我们的商朝是繁盛的时期。尽管周朝有八百年历史,但春秋以后就分裂了,而商朝从来都是统一的国家,还有古人说商朝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看,我们的商朝和古埃及最盛的新王国时期的前段,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也很接近。(P12)
史记的一个大错就是把姓和氏弄混了,这不是司马迁的学问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在秦代之前,中国自古以来姓和氏是不一样的。(P13)
男人对外说话或写字的时候,不能称自己的姓,要称自己的氏。……他们以封地为氏。比方周公封于周,是周氏,应该叫“周旦〞,所以他叫“周公旦〞。再如晋文公名重耳,重耳封于晋,晋就是他的氏,所以他应该叫晋重耳。(P14)
司马迁怎样研究五帝历史呢他用的是旅行调查的方法,……。司马迁做了非常广泛的调查工作,他“西至空桐〞(空桐山在现在的甘肃),“北过涿鹿〞(涿鹿就在北京附近,官厅水库的西边,现在还叫涿鹿),“东渐于海〞(往东到了海边),“南(P16)浮江淮〞(南边到了长江、淮河地区)。……各个地方有关五帝的传说有些差异,但综合起来看,它和古代的文献记载(这里主要是指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根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通过比较,认为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根本上还是可信的。(P17)
黄帝的统治区域和司马迁“田野工作〞的地理范围差不多,可见司马迁是根据这样一些传说来进行调查的。(P23)
(·由此可见,司马迁选择的调查区域不仅广泛而且经过认真考虑)
司马迁说:左传、国语能启发、证明五帝德和帝系姓。(P18)
(·“五帝〞故事在司马迁看来是有多重证据支持的,“经书〞中的篇章既可以和大范围、多地区的口头文献相互印证,又可以与左传、国语等史书的相关记载中得到旁证,所以他最终把“五帝〞作为可考、可信历史的开端)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史研究是最难的,因为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古代历史,总是与神话传说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在这些材料里面,依然有(P18)“史实的素地〞。(P19)
根据五帝本纪,神农氏就是炎帝。神农氏和炎帝是不是一个人,从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采用的是两者同一的说法。(P19)
炎帝的“炎〞字在古文字中和“赤〞字相近,“赤帝〞一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是在逸周书中。(P22)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关黄帝的古文字材料最早是战国的。战国前期的齐威王因齐,在他的一个敦上铸的铭文中就提到了“高祖黄帝〞。(P27)
关于帝颛顼和帝喾,除了五帝德和帝系姓中的内容以外,司马迁并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这和关于黄帝的局部不太一样。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有关帝颛顼和帝喾的传说,在当时并不是很丰富。(P29)
有关帝尧和帝舜的内容,他虽然也参考了五帝德和帝系姓,但更多的材料,用的是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在先秦时代,尧典和舜典常常是连成一篇的,有时还称帝典,到后来才被分成两篇,……(P30)
在司马迁看来,尚书以尧典作为开篇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孔子之所以断自尧、舜,是因为他把尧、舜作为他政治理想的一种寄托。从儒家角度来说,尧舜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代表了儒家的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理想,因此将尧典作为尚书第一篇不是随随便便定的,是有其特殊用意的。(P31)
这些内容(·舜年少时期的故事),司马迁根本依据的是孟子·万章上。(P32)
这段历史(·五帝时代)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一个关键时期,是我们的文明起源、奠基的时期。(P46)
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从历史上看是继承了宋代的郑樵、清代的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而他的治学方法和对今古文的看法来自胡适和钱玄同,真正把顾先生引上考辨古史道路的那么是康有为。(P51)
古史新证(·王国维)开篇总论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P57)
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P145)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P146)
墨子最后面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跟秦简一对照,就知道那确实是秦人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了秦国之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是称“王〞,有的地方还是称“公〞,可见后者当时秦还没(P158)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以前,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远。(P159)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P173)
读后记:
此书的核心是李学勤先生主讲史记·五帝本纪时的讲稿,讲稿紧扣史记中的文句,不仅综合介绍了历代注疏的成果,而且将最新的考古发现信手拈来,使初学者也可以一窥五帝本纪研究的前沿。
我购置此书已有一段时间,因为最近围绕“夏〞的问题再度发生了“信〞与“不信〞的讨论,在“信〞的一派看来,不仅“夏〞,连“五帝〞都可以在考古学中寻到证据或者说线索,使我对李先生这本小书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看完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李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较为中允,既对“疑古〞作了委婉的批评,也对“信古〞有所保存。按照我的理解,在李先生看来,“信〞或“不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重建〞(所以李先生专文谈“信古、疑古、释古〞,并以“释古〞为是)。想要重建,就需要可靠的材料,所以他认为“疑古〞是进步的;想要重建势必不能抛却古书(毕竟不是史前时代),所以他要“走出疑古时代〞。简而言之,李先生延续的还是王国维先生当年指明的道路。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确实如此,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信〞与“不信〞的选边站队上,不如扎扎实实进行根底研究。随着资料的积累、研究的进步,“夏〞以及“五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靠迟早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