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docx

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张润君 摘 要：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根底。持续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加之日益加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乡村大有衰落之势。在社会治理领域，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各种突发公共平安事件频繁发生，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来，围绕社会治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大政方针，为乡村有效治理指明了方向。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根本要求，在“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的总框架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结合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落实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横向上要建立健全权责清晰、体制顺畅、多元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要建立健全指挥有方、效劳到位、上下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体系;基层治理;社区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3）03-0079-06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事关农民安宁、农村安定、国家平安。有效的社会治理，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安居乐业、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推动形成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社会风气。建立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 一、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 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两大抓手，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社会保障是社会的“稳定器〞，社会治理是社会的“平安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绩斐然，彰显社会制度的显著优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平安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但是，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开展之间的矛盾，在广阔农村日益凸显，乡村大有衰落之势。为此，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3年中央先后印发和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3—2023年）。 乡村治，那么百姓安。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的根底，也是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經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开展，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发力。而这一切，都是以社会稳定和谐为前提的。公共平安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一国的社会治理制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国家平安、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要保障。加强乡村治理，提高治理效能，是夯实基层根底的固本之策，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充满活力和安定有序的乡村社会，提升乡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平安感的重要选择。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领域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治理主体、治理事务和治理制度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农村日益加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等问题，给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一）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 由于新的城乡差距，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收入，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2 882元，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1 93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1 622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163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贫困居民的2.75倍和3.91倍。（1）而且，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23年，上海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3 195元，甘肃是9628.9元，上海大约是甘肃的3.45倍。同一地区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随着新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分化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村内部新的社会矛盾。首先，是产生了一个以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并且这个群体已成为农村常住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其次，由于留守人口生产、生活、生理、学习上的正常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导致发生各种各样的过激行为，如自杀、暴力事件。鄱阳湖的一个村子，在1980年至199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8人，主要都是上吊、喝农药，自杀的人当中50%是因为贫困，农民自杀特别是农村妇女自杀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山东省妇联和一些机构的研究数据说明，农村儿童中有心理障碍及行为反常现象的检测率为19.8%，而且农村儿童的检测率大大高于城市儿童的检测率。（2）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农村老年人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而自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二）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 随着广阔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以及人口的大量外流，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趁机抬头，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平安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稳固党的执政根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根据实地调查，在当前深入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大背景下，黑恶势力具有以“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伞〞以及“软暴力〞等新老犯罪手段交替使用，团伙规模不定、人员变化快等新特点。（1）同时，“黄赌毒〞、拐骗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的肆虐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安定和平安。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延续高发态势，多类型犯罪复合交织，案件规模屡创新高，风险系数剧增。接二连三的交通事故也已成为困扰农村平安的一大隐患。 （三）社会风险时刻威胁着农村公共平安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不仅风险种类繁多，而且跨界性强、传播速度快，互相交织，很容易形成风险综合体。加上一些地方的乱垦乱伐、滥开滥采，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严重，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各种突发公共平安事件频繁发生，如地震、水涝、火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如重大交通平安事件、生产平安事件、公共卫生事件、食药品平安事件等突发重大公共平安事件，极大破坏了农村社会经济秩序。2023年1月至5月期间，我国破获4500多起食品平安相关的犯罪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500多人，捣毁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3800多处，重拳打击了食品平安领域的犯罪行为，确保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平安。（1） （四）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 乡村是城市之根。日益加速的工業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不断形塑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青壮年等乡村精英的外流，严重削弱了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人力缺乏，有些村委会甚至沦为黑恶势力兴风作浪的幌子。由于基层组织、村委会软弱松散，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都有衰落之势。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物质关系逐渐演化成为乡村内部人和人之间的主要关系，传统的乡村文明不断被撕裂。乡村变成了一种人们将就的、无奈的而不是主动选择的安身立命之所。（3）建立在传统社会根底上的乡村血缘和地缘共同体开始瓦解，而新的共同体尚未形成，长期留守农村的农民，因看不到自己和农村开展的希望而精神颓废，短期行为、非理性消费、“等靠要〞思想在农村日渐流行，婚丧嫁娶中的一些陈规陋习沉渣泛起，严重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秩序，影响了乡风文明建设，使得我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措施难以落地生根。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根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4） 二、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根本框架 为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提高治理效能，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家密集制定、出台一系列关于乡村治理的大政方针。意见最早提出，有效的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根底。要把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在之后陆续公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假设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做了专门规定，逐步形成了以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为根底，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统领，以县乡村联动为基层治理工作体系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我国乡村治理的“四梁八柱〞逐步确立。 （一）乡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重在基层。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农村居民的居住地、生活点。社区活那么社会活，社区稳那么社会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历来都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因此，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开始的。针对广阔农村村委会自治组织软弱松散、治理不力等突出问题，意见对新时期农村社区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党委领导、村民自治、依靠法治、重视德治的社区治理体系。 1.加强党组织对乡村振兴中社会治理的坚强领导 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的长效机制，向开展缺乏和治理低效的乡村派出第一书记，从而增强党的领导。把大学生、农民工、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优秀分子配置到村两委，配齐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充分发挥村干部队伍的带头作用。从农村优秀村干部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大力在农村青年中开展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推进农村党员的定期教育学习。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罚力度。 2.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 积极探索村支部书记担任村委会主任的选举制度。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引导作用，引导新乡贤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完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加强基层社会效劳，实施“一门式办理〞和“一站式效劳〞的乡村社会效劳综合平台。积极培育和开展农村社会组织，尤其是大力开展效劳类和慈善类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效劳。 3.提升乡村法治化水平 积极培养乡村干部和农民的法治思维，提高其法治素养，增强农村居民依法自治和依法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引导农村居民依法解决三农领域的社会矛盾与纠纷。切实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提高乡村干部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建立和完善社区调解、政府仲裁、司法保障的矛盾纠纷联合调处机制。提高农村普法力度且精准施策，针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针对性普法教育，加强农村法律援助，探索建立对农村困难群体法律维权的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 4.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重视发挥道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标准约束和精神引领作用，要积极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在全社会宣扬道德模范精神，借助道德模范人物的事迹向乡村社会弘扬积极向善、尊老爱幼、诚信友善、勤俭持家的精神。建立道德鼓励和约束的良好机制，要通过乡规民约和社会组织章程等建立起农民自我管理的规那么体系，形成自我教育的良好制度，提高自我效劳和管理的能力，实现乡村社会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良好关系。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道德活动，树立道德模范，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2023年，国家出台的指导意见条例，对乡村社区治理又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明确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阔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平安感〞（5）。 （二）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为防范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平安有序，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日益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经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的开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创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