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docx

天道酬勤 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 ：新中国重视开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埃及爆发“七月革命〞后，纳赛尔上台执政。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与西方大国矛盾日益锋利。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加深了埃及对新中国的了解，并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开展。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与新中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关键词：新中国外交政策；埃及“七月革命〞；埃及与西方；万隆会议；中埃关系 作者简介：安惠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前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兼驻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大使(北京100006)。 文章编号：1673－5161(2023)06－0003－07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工程“冷战后中国对中东国家外交政策研究〞(06JJDGJW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千山万水阻挡不住两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过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据说埃及艳后克丽奥帕特拉就曾享用中国的丝绸。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中国史籍上最早出现的非洲地名，被称为“黎轩〞、“乌迟散〞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彼此的交往增多，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汉武帝派使臣到黎轩的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20年，西海(即亚历山大城)杂技和魔术演员抵达洛阳，登台表演。埃及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约成书于公元150年)一书中首次记载中国，称中国为“秦尼国〞或“赛里斯国〞。到了明朝，中埃间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据明史·西域传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5)，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派使节访华，英宗正方六年(1441年)，埃及苏丹再次遣使到中国。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船队到达埃及的艾得哈布。19世纪中叶以后，埃中两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巨大变化，埃及继续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并日益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不能自主；中国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尽管如此，中埃两国交往并未完全中断。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1922年埃及独立，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埃两国恢复官方往来。1930年双方同意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42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48年双方决定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一、新中国重视开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埃及报刊普遍主张立即成认新中国，但埃及法鲁克王朝的政府却举棋不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埃及在对华政策上追随西方，继续与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当时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新中国宣布：“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根底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后，周恩来总理认为：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集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极大地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战争政策。周总理还强调：阿拉伯国家处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前线，处在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一个关键的地位，掩护了非洲，又掩护了亚洲。年中国与印度和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建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那么作为国际关系的根本准那么。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随即爆发第一次阿以战争。这次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阿以处于敌对状态。阿拉伯国家理所当然地关注新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国外交部长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声明以色列国成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合法政府。双方于1953年开始探讨建交事宜。1953年10月以色列更换总理，新总理担忧开展对华关系会惹怒美国，影响美对以提供大宗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转持消极态度。我国在万隆会议后日益关注中东局势，把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高到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鉴于阿以争端的锋利性和复杂性，中国决定冻结同以色列的建交谈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中东政策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开展关系，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全面封锁，开创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外交新局面。不难看出，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新中国来说无任何困难。当然，我国与外国建交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那么。周总理深知是美国在阻挠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因此领导制定了“善于等待，不必勉强，增加往来，多做工作，促进关系，水到渠成〞的工作方针。以后事态的开展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二、埃及与西方大国矛盾日益锋利 1952年爆发的埃及“七月革命〞推翻了追随西方大国的腐朽王朝，确立了纳赛尔的领导地位。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举措。西方大国对埃及实行的控制和掠夺政策受到埃及革命政府的抵抗。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他参加护宪游行并负伤，后任开罗学生执委会主席。1937年纳赛尔进入陆军军官学校。1943年已晋升上尉的纳赛尔担任军校教官，参加了1948～1949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战败后，纳赛尔等青年军官认清以国王为首的埃及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1949年2月纳赛尔和几位青年军官决定成立“自由军官组织〞。中校纳赛尔中选为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1952年7月21日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废黜法鲁克国王，拥立纳吉布将军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兼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纳赛尔自任副主席，实为最高权力机构领袖。自由军官组织制定了六项原那么：消灭殖民主义；消灭封建主义；消灭垄断、结束资本对政权的控制；建立社会公正；建立一支强大的爱国军队；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这些原那么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1953年6月革命指导委员会下令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纳吉布出任共和国总统兼政府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统兼内政部长。1954年纳吉布下台，纳赛尔出任总统兼总理，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七月革命〞后，埃及采取了一系列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的重大举措。 (一)收回苏伊士运河。1914年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22年英国被迫成认埃及为独立王国。1936年两国签订英埃20年同盟条约，规定英国从埃及撤军，但在苏伊士运河区保存一万人的驻军。埃及人民屡次举行反英游行示威，但由于法鲁克国王政府的腐败以及一些国际因素的牵制，英军始终留驻运河地区。纳赛尔掌权后，于1953年与英国谈判，1954年埃英签订关于 苏伊士运河区军事基地的协定，规定英军在20个月内撤离运河区。1956年6月最后一批英军提前撤离苏伊士运河区，从而结束了长达74年的占领，运河随后由埃及负责防务。然而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中44％属于英国政府，52％属法国私人所有。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和总办事处设在巴黎，决定大政方针。该公司还在开罗驻有全权代表，与埃及政府联系，有自己的密码、旗号，俨然“国中之国〞。根据协议，埃及只能得到公司总利润的7％，而实际上就连这7％的利润都无法保证。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10月29日，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公然入侵埃及。埃及军民奋起对抗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掀起了反对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浪潮。中国政府连续发表声明反对英、法武装侵略埃及，坚决要求英、法政府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并撤出埃及。北京青年学生纷纷到位于东城区正义路的英国代办处门口游行示威，高喊“英法联军从埃及滚回去〞的口号(本人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42年后我被任命为驻埃及大使)。苏联希望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在中东的影响，明确支持埃及反侵略。美国也想排挤英法在中东的势力以取而代之，同时也担忧苏联势力进入中东，要求英法立即停火。埃及终于取得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这次战争说明，殖民主义走向衰亡已是大势所趋，它使中东地区出现新的政治格局。 (二)反对巴格达条约。二战后，美国不断扩大在中东的势力，1956年美石油垄断资本已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中东石油的霸主，美在中东既利用又排挤英法；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要确保石油和基地，需要建立自己控制的军事集团。杜勒斯出任国务卿后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注意开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抵抗苏联渗入。他竭力要在中东建立一个亲美集团，并竭力把革命后的埃及拉进来，企图以此反对苏联，并钳制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1955年伊拉克与土耳其签订了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参加。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不仅反苏，也是西方国家在中东维护统治、压制埃及、破坏阿拉伯联盟中立地位的工具，因此不听美国劝说拒绝参加，并着手筹建与之相对抗的同盟。1956年3月埃及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决定共同抵抗以色列的侵略，建立阿拉伯国家防务和经济合作组织，成立联合军事指挥部，约定不参加巴格达条约或任何其他外国军事同盟。随后也门、埃及和沙特签订为期5年的三国军事条约。这样，在中东和西南亚地区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一方包括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另一方是埃及、叙利亚、沙特和也门。在革命后特别是在参加万隆会议后，纳赛尔举起反对英国和以色列的旗帜，揭露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亲西方面目，号召各国人民推翻亲英政府，他因此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日益提高。在埃及的影响下，西亚、北非各国的反帝、反巴格达条约、要求独立、保卫主权的声势不断壮大，英法深感自己在中东的阵地越来越受到威胁，对埃及也日益不满。 (三)扩大军备以应对以色列威胁。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埃以处于敌对状态。埃及禁止以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为确立自己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以色列从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大量购置武器。埃及在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英美是埃及军火的传统供给国，法国也曾提供一小局部。由于埃及执行的政策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自1952年以来，埃及一再向美、英、法要求购置军火，除英国提供了少量武器外，均未成交。1955年2月，以色列伞兵部队借口处分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加沙地带越过封锁线，摧毁埃及陆军司令部，杀死37人。这是埃以停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埃及人民义愤填膺，将士们要求报仇雪耻。埃及立即要求美国供给价值2700万美元的武器。美那么成心要求现汇支付，刁难埃及。英国提出的条件是希望埃及支持巴格达条约，“纳赛尔到万隆开会时要保持缄默〞。法国那么要求埃及停止支持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在西方的百般刁难下，纳赛尔被迫转向苏联寻求武器供给。 从1954年起，苏联的中东政策也开始出现转变。中东距苏联很近，西方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威胁苏联平安。苏联既想排挤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又要阻挠美国进入该地区。鉴于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与西方结盟，苏联重点拉拢埃及等阿拉伯国家。1955年初巴格达条约签订后，苏联对开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态度更趋积极。对埃及的武器要求，苏联欣然接受，后因担忧影响苏与西方国家关系，改由捷克斯洛伐克出面。1955年9月埃捷正式签订换货协定，埃及通过捷克从苏联购置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埃及在12年内以棉花偿付。1956年3月双方又两次续订军火协定，总金额超过4亿美元。埃捷协定第一次打破西方在向中东各国提供武器方面的垄断局面，也是苏联插足中东的开始，削弱了西方在中东的影响，有利于苏联通过埃及抗衡巴格达条约，并在西亚、北非取得立足点。 (四)修建阿斯旺水坝。埃及粮食缺乏，人口激增，面对以色列的威胁，还需加强军备，纳赛尔决定修建阿斯旺水坝。该水坝一旦建成后，可变尼罗河下游的沙荒为良田，又可为工业提供强大电力，从而使埃及的国民收入增加1/4。这项关系埃及前途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