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XX县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问题调查新编.docx

XX县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问题调查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本次调研中，我们把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为，持有农业户口，在二、三产业企业有相对固定工作的职工。近十年来，随着我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乡镇企业不断壮大，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与二、三产业结缘，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目前，全市共有农民工91万，主要由43.2万本地农民工与47.8万外来农民工组成，如果把59万外来人员归入慈溪总人口，农民工要占总人口的56.9%。而且这个数字又不是静止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展，这个数字还将不断递增。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经济上，农民工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助推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在政治上，农民工是新时期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从组织的角度，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在农民工群体中形成一元化的政治理论核心，确保党的政治地位不动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前阶段，我们对XX县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和分析，同时提出了加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建议。 一、我市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的根本情况和特点分析 据调查统计，全市现有农民工911731人，其中本地农民工43192023人（包括到市外工作的外出农民工61689名），外来农民工478142人。农民工党员1220230名，占全市5万名党员的24%。其中本地农民工党员202320238名（包括外出农民工党员1795名），外来农民工党员2022名（注）。不管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还是从在全体党员中所占比例来看，农民工党员是我市党员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局部。从基层党建领域角度来分析，我市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群体有六方面特征。 1、分布上的分散性。农民工的分布，受产业布局的影响较大。总体来看，我市民营企业兴旺，91万农民工分散在全市5万余家大小企业，涉及全市297个村及46个社区。农民工党员组织关系在农村、非公有制企业、社区的分别占49%、46%、5%。随着我市产业集聚度的提高，中心XX县区、中心镇工商业相对兴旺，吸引农民工的能力更强，因此，农民工的分布又表现为“散中有聚〞。XX县区及XX县区周边浒山、宗汉、坎墩三个街道及横河镇，共有农民工党员4231名，占全市农民工党员总数的35%。周巷、观海卫两个镇各有农民工党员1427名、1185名，分别占11.8%和9.8%。这些年，我市大力推进外口公寓和企业宿舍为主的集中居住点建设，也在客观上加深了农民工面上散居、点上聚居的程度。全市现有较大规模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点77个，集中居住的农民工24327名，其中有外来农民工党员343名。 2、构成上的多样性。从本市农民工的构成上来看，主要分三块，本地在市内务工的农民工、本地在市外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外来人员占了本市总人口的一半多，外来农民工也占了所有农民工的一半以上，这些人分别来自江西、四川、安徽等20多个省份，涉及20多个民族。相对而言，外出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的数量较少，而且从从业情况来看，经商、跑业务的占了很大比例。经调查，外出经商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党员分别为24490人、960人，占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党员的39.7%、53.5%。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工种上来看，以工业企业为主，涉及建筑业、效劳业、零售业等等众多行业，车工、装配工、矿工、搬运工、效劳员、营业员等技术含量低的工种都有涉及。经调查，在工业企业务工的农民工758561人，建筑工矿企业的5202352人，三产效劳业的20232118人，其中党员分别为2023627人、630人、833人。在工业企业务工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党员分别占总数的83.2%和87.9%。 3、动向上的不确定性。农民工的分散性，不是简单的静态分布面广，而是动态的分散，“流动性〞较大。一局部外出、外来农民工，居无定所，工作随意性很大，其中不乏一些党员，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组织纪律观念淡薄，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大局部农民工外出打工后，输出方向不稳定，哪里赚钱就奔向哪里。时间上，有的常年外出，有的短期外出等，呈现出松散、分散特点。此外，即使“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流动现象也十分普遍。据我们调查，在同一单位工作一年以下的农民工282637名，占31%，其中党员1427人，占11.8%。从前阶段座谈会及问卷调查的情况来分析，农民工的“跳槽〞的被动性较大，他们的“饭碗〞与企业生产形势密切相关，企业形势好、订单多，工作就稳定，企业生产形势一滑坡，企业减员裁员，农民工就得下岗另谋生计。这在一些小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 4、眼光上的现实性。农民工在根子上，还带有较明显的农民的特征。他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思维根底上的，带有较强的小农特性。受传统小农经济思维的制约和影响，使农民工突出表现出现实趋利性的特征。农民工党员离开土地，自发地进入企业务工，最大的驱动力是“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生存问题，据调查统计，年收入2023000元以下的农民工有334605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6.7%。全市x年的人均收入到达7300元左右，从经济收入上来看，农民工属于中低收入者。在对农民工党员的调查问卷中，对于务工目的问题，有57.6%的农民工党员认为是“赚钱养家〞，仅有22.6%的党员选择了“学生产管理技术〞的答案选项。 5、性格心理上的求变性。农民工相对于农村其他劳动力而言，年纪轻，具有较强的开展意识和致富能力，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中等文化程度者居多，据调查统计，全市农民工初、高中文化程度者663740名，占72.8%，其中党员初、高中文化程度者972023人，占80.3%。18至55周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有829675人，占到91%，其中党员2023494人，占86.8%。应该说，这些人之所以从土地上把自己解放出来，就是渴望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外来、外出农民工，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求，给了他们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外出打工的勇气。因此，这个群体又有很强的变革精神，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或是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他们流动性强，视野开阔，社会阅历丰富，在生活的锤炼下，造就了耐压力强，自尊心强的性格心理特征，是一个不安于现状，变数较大的社会群体，也是一个蕴藏巨大能量的政治力量。 6、社会地位上的底层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工家庭经济负担普遍较重，在问卷调查中，对于“你的工资收入能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的问题，答“不能维持〞的有54个，答“勉强维持〞的246个，占到调查总人数的51.8%。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低，工作的不稳定性、临时性较突出，随时有下岗失业的危险。另外，工资低，且存在欠薪问题，工作期间的伤病支出无保障，工作、生活环境差以及与其它职工同工不同酬等一系列问题，都在强烈地刺激着他们要求社会公正的神经。从这方面来看，农民工是一个信仰十分脆弱的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热情降低，而内心对社会公正的渴求，会使他们在其它政治宗教力量的影响下，信仰产生扭曲。在问卷调查中，对于“当你碰到困难和问题，最先想到找谁帮助〞的问题，答复“找党组织〞的党员仅有195人，只占了33.7%。在入党的动机方面，另有32名党员认为入党无好处。 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特征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在农民工群体中加强党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农民工基数大，情况复杂，作为我们党重要的政治根底，必须从加强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着手，夯实党建根底工作，确保党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政治地位不动摇。 二、我市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现状及难点分析 我市农民工的出现由来已久，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问题比较突出，一直是市委市政府关注的重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们就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为主要抓手，对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市共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504家，到x年底，到达“五好〞标准化标准的200家，占单独组建的492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40.65%。这是我们开展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阵地和堡垒。全市297个村级基层党组织，有121个建立了工业支部，这种组织设置模式，有利于对农村农民工党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这几年，在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上，我们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象在较大规模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点建党组织或党小组，与输出地党委进行流动党组织的共建，在外出流动党员聚居地建党小组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总结探索的重要思路和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党员人数在逐年增加，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问题会日益突出。尽管我们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进行了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探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和加强了农民工党员的管理，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党组织管理教育上的“五个难〞和农民工党员自身面临的“四个矛盾〞。 一是管理难到位。组织层面，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教育管理的侧重点不同，使农民工党员受教育管理程度不平衡。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其对党员员工的管理更注重企业化管理，在对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力度上，相对要弱于农村及社区党组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农村党员不愿意把组织关系迁到企业党组织，因为农村党员享受的政治权利，比企业党员要多得多。此外，一些党组织习惯于管理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和本单位的外出党员，把对外来农民工党员管理作为份外事。由于输出地党组织已不可能管好管活每一个农民工党员，致使输出地和输入地两个党组织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管理措施很难落实。党员层面，有的外来、外出农民工党员认为外出只是为了赚钱，是暂时的，户籍关系在原地，最终归属在原地，组织关系也应该在原地。这种思想支配下的农民工党员往往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一些地点不固定的农民工党员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成为“挂名〞党员；局部农民工党员输出地党组织管不到，输入地党组织不好管，成为“两不管〞党员；个别农民工党员想转组织关系，但居无定所很难落实，想参加组织生活无处去，想交党费无人收，想找组织谈心无人听，成为“自由〞党员。 二是教育难见效。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党员绝大局部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少数农民工党员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导致组织观念淡化,他们外出打工前不与党支部打招呼，外出期间不主动与组织联系，不汇报思想，不参加组织活动，不发挥作用，只是一门心思赚钱，把自己混淆于普通群众，使得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难度大。另一方面，一些党组织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重视不够，习惯于老方法、老思路，缺乏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不相适应〞：一是教育要求的单一性与党员需求的多样性不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农民工党员流动范围的扩大、从事行业的增多再加上党员年龄、文化结构的不同，党员对教育需求也就各不一样，而一些党组织无视了教育对象需求的差异性，没有从实际需要出发，在教育要求上过于强调一致性，不能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二是教育内容的单一性与党员思想的多维性不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带来了党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特别是农民工党员走南闯北，接受新鲜事物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转变较快，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单一思维转向多元化思维。而一些党组织在党员教育内容上却显得单一、空泛，不能贴近思想实际，解决深层观念的思想问题；三是党员教育形式的静态性和党员活动的动态性不相适应。农民工党员的流动性、分散性，使党员教育在人员、时间上都难以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集中上课，统一培训党员的静态教育形式也越来越不相适应。 三是活动难开展。即使剔除“隐性〞党员，党组织活动也很难覆盖到所有党员。党员参加组织活动与工作之间的矛盾较大。编在村级党组织里的农民工党员，参加村里组织的活动往往受到企业主的制约。有许多农民工党员在企业是生产骨干，有些甚至管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