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挪威气候金融的研究与实践来自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docx

挪威气候金融的研究与实践：来自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 郭净　李静 摘   要：绿色金融是全球低碳开展与可持续开展的重要助力，与开展中国家关注环境和生态不同，兴旺国家更关切气候变化。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负责任大国，也越来越重视气候投融资，但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梳理和分析挪威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奥斯陆（CICERO）在气候金融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对我国加强气候投融资的根底性研究、接轨国际标准、建立评估机构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  键  词：气候金融;气候投融资;气候债券;绿色阴影法;第二意见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22）02-0043-11 DOI：10.16620/j ki.jrjy.2022.02.005 绿色金融开始于西方兴旺国家，主要是因为其普遍较早地进入工业化时期，并经历了工业化带来的能源消耗及环境气候问题，因此，西方兴旺国家在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体制建设、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挪威是全球绿色增长机构（GGGI）发起国之一，在全球实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开展道路上，挪威负有重要的责任与义务。 挪威早在1991年就开始征收碳税①，2000年以前就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环境本钱报告，并通过实施综合的政策措施，如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开展监测、环境立法、污染控制、强制性法规及自愿协定等等，使得挪威的绿色经济开展取得了较大成效②，从政府到企业、从企业到民众，挪威举国上下都具有极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奥斯陆（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Oslo，以下简称CICERO）是挪威的一家专业性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以来，一直紧密围绕绿色金融尤其是气候金融等领域的关键议题开展研究和实践，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开展广泛合作， 为推动国际绿色金融开展做出了卓越奉献，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绿色债券的主要认证机构。本文主要围绕CICERO的气候金融研究成果及第三方认证工作实践进行综述，以期对我国推进气候投融資相关工作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CICERO的主要研究领域 CICERO聚集众多跨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研究气候与社会和经济的联系，提供所有有关气候变化全面而可靠的知识，揭露社会和经济中的气候风险， 传播气候相关知识。CICERO致力于提高人们对气候问题的重视，促进各国对改善气候问题达成共识，加强全球间气候行动协作，改善气候变化，围绕气候问题形成了6个研究领域，组建了6支研究团队，并产出了丰硕成果。 （一）气候金融 CICERO气候金融研究团队致力于研究金融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中，对不同部门和行业的气候风险进行评估，倡导投资转向低碳工程和环境适应性工程。Clapp等（2022） 指出投资者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主要分为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物理风险是指气候发生物理变化的风险，包括极端天气、洪水、旱灾、海平面上升等。物理风险的主要表现是极端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其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延续至未来的10至20年。过渡风险是指政策、义务和技术的改变可能影响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的风险，过渡性影响更依赖短期内的变化和决策，而非物理影响，突出了情景对探索未来关键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以及对低概率但高影响事件的压力测试的重要性[1]。Berg等（2022）在气候情景指南中建议情景分析应考虑资产的寿命及暴露在气候风险下的时间，投资者或企业可以使用情景分析来评估政策或技术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投资的潜在影响。企业或投资者通过情景分析可以防范过渡风险，但是不能捕捉短期的物理风险，物理风险造成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即时的，需要进行不同的情境分析[2]。Torvanger等（2022）就气候风险的感知和管理对挪威和瑞典20家金融机构的代表进行采访发现，由于数据的缺失和不确定性，金融部门通常只对气候风险进行定性分析，缺乏以全面评估气候风险。金融机构应加强气候风险方面知识的学习，既要广泛了解气候情况，也要了解其业务领域的具体问题[3]。Alnes等（2022） 指出虽然金融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投资者很难分析其投资组合的可持续性和气候风险暴露程度，也很难充分挖掘可持续性解决方案的价值创造潜力。现有的企业向投资者传达可持续开展信息的举措，往往更笼统地关注ESG风险或碳排放，而忽略了气候风险，因此有必要为投资者和公众提供一种理解气候风险，鉴别企业低碳和气候适应性的实用性工具。CICERO提出的绿色阴影方法适用企业的气候风险评估，而且在研究的小样本范围内表现出很强的适用性。目前气候风险评估受数据可用性和数据质量的限制，未来气候风险评估将从定性方法转为更依赖数据的定量方法[4]。 （二）气候政策 CICERO气候政策研究团队主要研究经济、人口变化及气候变化之间的均衡影响，国内与国际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气候协议、政策文件、不同参与者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对气候谈判的影响等。Bang等（2022）探讨政策传播和政策学习在加州碳排放限额与交易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指出当地政治担忧是政策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中介因素，有助于制度形成。 加州政策制定者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改善制度细节以防止缺陷，反映了加州政策制定者的积极努力。虽然加州碳排放限额与交易制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其主要依靠低透明度、高本钱的直接监管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只能在加州独特的政治背景和强有力的监管下实施， 难以在其他地区复制[5]。Aamodt等（2022）研究2000—2022年期间气候倡导联盟对巴西、 中国和印度的政策影响，指出气候倡导联盟是巴西、中国和印度气候政策开展的驱动力，但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气候倡导联盟的核心信念不同， 对气候政策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与印度和巴西相比，中国气候倡导联盟更加关注气候科学，对气候议程的关注较少;然而，印度的气候倡导联盟更关注如何适应气候问题，而非如何缓解气候问题。 国内和国际气候政策通常会产生相互作用，国际层面的讨论和决定对于翻开国内政策窗口至关重要，而政治经济和制度结构等外部子系统参数对解释气候倡导联盟的政策影响和政策变化的持续性至关重要[6]。Wei等（2022）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将中国2050年的预期年龄结构搭配2022年的经济和人口规模， 探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模拟结果说明，考虑老龄化对消费和劳动力供应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阻碍经济活动，导致GDP下降10%，同时通过降低劳动力供应带来的老龄化效应会降低由化石燃料造成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大约是日本2022年碳排放量的70%，考虑其他国家的老龄化效应，全球碳排放的减少量相当于日本2022年的总排放量[7]。Bang等（2022）分析2022—2022年挪威石油资源治理，指出政策倡导联盟通过寻求重新定义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现有的国家在石油资源管理中的利益获得公众支持，将对石油的理解从当前与福利的联系转向经济风险，利用碳风险的概念挑战挪威石油资源治理中的两个根本制度：近海勘探许可和石油税收政策。挪威公众舆论的明显变化与石油资源管理体制的惰性之间的不协调越来越明显。 为了保持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下简称巴黎协定）的温度限制范围内，碳预算即将耗尽，许多化石燃料生产国将面临与挪威同样的问题[8]。 （三）气候系统 气候系统研究团队利用观测的数据和模型研究气候系统的辐射力，以及气体、气溶胶①和云的作用， 强调气候系统的过程和物理影响。Stjern等（2022）调查气候对黑炭浓度增加的反响，指出黑炭浓度显著增加对气候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其中一些效应往往会相互抵消， 从而使全球变暖的中位数相对较小[9]。Skeie等（2022）利用能量平衡模型和随机模型结合贝叶斯框架下的辐射强迫（RF）②时间序列、海洋热感（OHC）和近地表温度变化估算有效气候敏感性（ECSinf），结果显示估算的ECSinf的平均值是2.0℃，中位数为1.9℃，90%可信区间为1.2℃～3.1℃， 估算的ECSinf对先验RF时间序列的选择具有很强的敏感性，OHC使ECSinf的平均值比最正确估计值高出约50%[10]。Myhre等（2022） 指出，大气辐射冷却和感热通量的变化平衡了与降水变化相关的潜热③， 感热变化是前工业时代以来全球平均降水量变化的主导因素，而辐射强迫与反响的影响近似补偿。在所有时间周期内，由于辐射冷却的不确定性强， 而温度驱动和气溶胶的快速变化，使得感热项在历史时期的不确定度较低，且具有相同的迹象，因此模拟降水变化的不确定性主要由辐射冷却项决定[11]。Aas等（2022）分析主要地区1990—2022年期间空气和降水中硫元素的观测趋势， 并对六种不同的全球气溶胶模型进行估算。在模型和观测中一致捕捉到的硫趋势中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迫切需要实现更均匀的全球覆盖[12]。 （四）气候效应 CICERO气候影响研究团队主要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包括健康影响、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Sillmann等（2022）指出风险指标应帮助各种实体检测风险，以应对未来更频繁和严重的极端气候灾害，风险评估中数据和分析的不确定是不可防止的，需要仔细考虑风险指标的背景。新的风险指标为气候变化提供准确和可靠的风险估计，应满足技术标准，如可测量、可监控、可验证和可转移，除了对目标受众具有显著性、合法性和可信性外，还应具备科学相关性[13]。Schaller等（2022）运用三个大型全球气候模型组合研究大气阻塞对热浪的影响， 发现1979—2022年期间， 北欧和俄罗斯西部夏季热浪强度与受大气阻塞影响的天数有显著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强调了使用不同全球气候模型组合的必要性，因为单个模型并不总是能够捕捉到这种关系。通过建立以大气阻塞为协变量的热浪统计模型，可以帮助决策者适应气候变化， 规划灾害风险防范[14]。Aamaas等（2022）评估挪威雨林基金会工程组合中的两个工程的碳效应，哥伦比亚的工程面积比印度尼西亚大得多，然而，这两个工程的单位面积碳排放潜力却相差不大。原因是印度尼西亚工程周边地区的雨林砍伐率远远高于哥伦比亚工程，极大增加了单位面积的潜在碳排放量[15]。 （五）区域解决方案 CICERO区域解决方案研究团队，关注向低排放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個方面，考虑当地的现实情况提供降低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Westskog等（2022）以挪威12个城市的案例研究为根底，研究当地环境对制定适用于城市一级的国家气候适应政策的重要性。挪威气候政策的特点是自上而下，但挪威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组织资源和社会需求等差异很大。挪威国家和部门当局并未充分解决和理解地方政府因环境因素而产生的气候适应政策的差异。考虑到案例城市之间背景因素的差异，建议在多级治理系统中采用自适应协同管理策略作为适宜的框架，以确保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地进行外乡化， 加深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更好的合作[16]。West等（2022）通过比照坦桑尼亚的两个小农户农业投资案例，研究影响他们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因素。 研究发现，缺乏透明、 可靠的政策和机制来管理土地使用权，解决合同纠纷以及销售相关农作物，加剧了参与者之间的权利不对称，坦桑尼亚小农户的农业投资不太可能同时履行商业和开展职能[17]。Kasa等（2022）通过调查挪威的一项气候与能源规划指南对地方气候政策活动制度化的影响，结果说明，地方政府在制定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早期阶段， 规划指南通过将气候政策与其他政策联系起来，有助于使气候政策合法化。但是，在减缓气候政策进一步开展的过程中，规划指南的影响不大。在监管问题复杂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软性政策工具，但如果没有较硬的政策措施的支持，也很难取得成果[18]。 （六）减缓气候变化 CICERO减缓气候变化研究团队侧重于了解历史和未来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