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为卡斯特罗画像.doc

为卡斯特罗画像 　 为卡斯特罗画像 　有一次，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伴一个外国访问者在古巴游览了一个星期以后说，“简直不可思议，那家伙居然比我还会说!〞可是，任何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了，绝对地夸大其词了，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比他更热衷于演说。 　　他对词语的迷恋几乎入了魔。在革命初期，凯旋进入哈瓦那没有几天，他曾在电视上连续演说了七个小时。那一定是个世界纪录。开始几个钟头，哈瓦那的听众还不熟悉他那有着催眠力的嗓音，坐下来认真听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只用一只耳朵听他的演说，另一只耳朵用来做别的事。 　　我刚好在此前一天随加拉加斯的一个新闻记者代表团抵达，我们是在下榻的旅店开始听他的演说的。没有任何停歇，我们走进电梯，坐出租车去商业区，在盛开鲜花的咖啡馆里，或在有空调的酒吧里，直到在大街上漫步，收音机里的高音仍然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夜晚来临，我们完成了方案中的行程，没有漏过一个词语。 　　有两件事引起了初次聆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的注意。一是他对听众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二是他嗓音中的脆弱成分。那是一种嘶哑的嗓音，时常蜕变成喘息的耳语。有一位医生听过以后得出结论，即便不进行这种马拉松式的演说(他把它比作亚马逊河的流水)，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会在五年内失声。不久以后，在1962年8月，这一诊断似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在宣布美国公司国有化的一次演说中，他的嗓音哑了。但那只是一次暂时的挫折，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二十六年过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年满六十一岁，他的嗓音依然像从前一样不可捉摸，依然是口语的精细工艺中最有价值和最不可抵御的仪器。 　　对菲德尔来说，一次演说平均需要三个小时。换句话说，他一下子能把时间推进三个小时。由于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的领袖，宁愿在现场解决一些问题，人们可以看见他不事张扬地坐在小汽车里，没有吼叫的摩托车队的陪伴，悄悄地出没在哈瓦那僻静的街道上，甚至在黎明时分来到荒郊野外。这些故事都添加到他的传奇中去：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出没无常的失眠症患者，会在任何时刻拜访他的朋友，让主人彻夜无眠。 　　在这层外表下面有他早期革命的经历，那些从马埃斯特腊山〔古巴最大的山脉，在东南部，1950年代后期，卡斯特罗在那里领导了游击战争。译注，下同)保存下来的习惯。他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固定的家和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日程。过去，政府的所在地随他而迁移，权力本身也依赖于他的漫游带来的契机。如今，情况可不一样了。他仍然保持极端鲜明的个性，同时，也使生活多了一份秩序。从前，任凭白昼和黑夜流逝，只有当疲倦之意袭来时才会获得片刻的休息。现在，他努力让自己有六个小时不受打搅的睡眠，尽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就寝。这一点每天都难以预料，可能是晚上十点，也可能是早晨七点。 　　每天他要花上几个小时在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井然有序的写字台，舒适的沙发，还有一个藏书架，反映出主人广泛的兴趣：从水栽法的论文集到传奇故事。他从每天抽半盒雪茄到彻底的禁烟者，只是为了树立道德的权威，在这个克里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烟草的国度，至今它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过分的放松促使他的体重增长，从而开始永远的节食。这是一种痛苦的牺牲，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胃，对搜集菜谱有着永不满足的贪婪之心，甚至抱着某种科学的热情。有一个星期天，他放纵自己，一顿午餐就吃下十八筒冰激淋。不过，通常他只需一块鱼片和煮过的蔬菜，没有固定的进餐时间，什么时候饿了才吃。他的体格一直非常棒，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做体操或游泳。限制自己只喝一杯威士忌，并且是小口地品尝。他还放弃了对意大利空心面的钟爱，那还是教皇的第一个使节教他做的。他的荷马式的暴怒已成为过去，如今学会了用坚毅的耐心驱散灰暗的情绪。 　　简而言之，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可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够坚决，考虑到不可防止的时间上的冲突，无法把一张设定的日程表强加给他，他的想象力使其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不受约束。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从何时开始，却不知道到何时结束。每一个夜晚你都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在一架飞机上，去往一个秘密的目的地，或成为一场婚礼上最受欢送的人，或到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捕捉龙虾，或品尝卡马圭(古巴中部城市，卡马圭省省会)刚烘出的法国奶酪。 　　很久以前他曾说过，“与学会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是学会休息。〞可是，他休息的方式非常特别，甚至谈话也包括在内。当他在午夜时分结束紧张的工作，疲倦之态尽显，他会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然后在黎明到来之前恢复了体力。私人的聚会不合他的口味，因为他是古巴人中难得不会唱歌跳舞的。他也是少数几个能够改变聚会气氛的人之一，或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会迅速占有整个空间，尽管他实际上并不如初看起来那么高大魁梧。我曾经目睹他的存在让那些极其自信的人不知所措，只好假装显得镇静或自我夸耀，并努力使这一点不被注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别人一样可以亲近。我一直相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词“多一性〞，他用来描绘自己的行为，并不像它外表上显示出的那样威严，而是诗意地隐藏起内心的羞怯。 　　终于，跳舞中断，音乐停止了，晚宴结束，人们聚拢在他周围，一场演说又开始了。他能长时间地站着，不吃不喝。有时候，他会在睡觉前敲响一个好友的家门，事先没有任何通报，说自己只逗留五分钟。他说得那么诚恳，甚至不坐下来。可是，渐渐地，他受到话语的刺激，不久便瘫坐在椅子上，翘着脚说，“我感觉自己很清醒。〞那就是他的方式，厌倦了谈话，又在谈话中得到休息。 　　有一次他说，“下一辈子我想做一个作家。〞事实上，他的文笔流畅，自我感觉挺不错，甚至在汽车里他也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即时的思绪，有时是私人信件。那只是些普通的笔记本，外面套着蓝色的塑料封皮，经年累月地堆积在他的存档里。他的笔迹细小，难以识别，初看起来就像是小男生的。他对写作像专业作家一样认真，三番五次地修改一个句子，划掉它，或在空白处补写。对他来说，花几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是件平常的事。他会反复查词典并向别人讨教，直到有了一个满意的。 　　七十年代有一阵他热衷于写演讲稿，他是如此缓慢细致，几乎是机械的。然而这个美德有害无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个性使他不会照本宣读，他的声调、风格和音质总是变化着。在宽阔的革命广场，好几次他在五十万听众面前感觉到自己束缚在词语的紧身衣里，一有时机他就离开讲稿。有时他发现几处打字员的错误，会牺牲一点演说的时间，用圆珠笔把它们改正过来。他从来没有满意过。尽管他努力使之生动活泼，尽管有时候他确实成功了，这些拘束的演说让他有了挫折感。它们表达了他想说的，或许比他想说的更好，可是却丧失了生活中最伟大的刺激，那就是冒险带来的快感。 　　总之，即兴演说者的角色最适合于他。尽管起初他总要克服抑郁，这很少有人发现，对此他并不否认。几年前他写给我一张便条，请我出席一个公众的典礼，他说，“这回你要试着克服舞台恐惧症，那是我经常遇到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才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几个要点。开始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非常犹豫，像是雾中穿行在一条陌生的小路上，渐渐地有了微小的火光指引，直到伸出硕大的手掌和爪子抓住听众。接着，相互间的默契建立起来，双方通过创造性的对话共识，到达了兴奋点。这种高度的紧张是他的快乐源泉。这是一种灵感：无法抵御的优雅，令人眩目的冲动，只有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荣耀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以往，公共事件在他来到以后才开始，那像下雨一样不可预料。最近几年他不仅能准时抵达，也能根据公众的情绪来调整时间。他早年无边无际的演说已经成为传奇，因为过去需要解释的事情现在变得明白了，在经历了那么多说教的集会以后，他的风格转向简洁。他从来都不盲目照搬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也不会拘泥于那个体系的思维方式，那是一种化石的语言，很久以前就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戴着面具的宣传是用来赞美和歌颂的，看起来像是隐瞒而不是揭示。他不是专制主义者，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力翱翔在异端邪说的深渊之上。无论是交谈还是演说，他从不引用别人的语录，除了何塞马蒂，他最喜欢的作家。他通晓马蒂的二十八卷著作，有着把他的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血脉的才能。但是，他自己的哲学修养让他确信，群众工作归根结底是一桩关系民生的大事。 　　这能解释在与民众接触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绝对自信，哪怕最困难的演说看起来也像是随意的交谈，如同革命初期在大学校园里与学生们一起那样。事实上，尤其是在哈瓦那以外，公众集会上经常有人向他挑战，于是便有了一场高分贝的对话。在不同的场合他选择不同的语言和说服的方式，这取决于对话者的身份，无论工人、农民、学生、科学家、政治家、作家抑或外国访问者，他都可以进入和他们讨论的角色，众多的信息允许他在任何媒介中出入自由。但他的个性是如此复杂和不可预见，每个在场的人都可能得到不同的印象。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无论他到哪里，无论与谁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是赢家。我不认为在这个世上会有一个糟糕的输家。他面对失败的态度，甚至生活中的一件事，也是服从私人的逻辑――他从不服输，他没有片刻的宁静，直到他设法扭转乾坤，取得又一次胜利。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发生在何处，都包容在无穷无尽的谈话之中。 　　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主题，依赖于听众的兴趣所在，反过来的事也经常发生，即由他为听众选择主题。后一种情况通常是在他苦苦思索时才会发生，当他试图刨根问底时没有人比他更固执己见了。每一项议题，无论重要与否，他都十分投入。有一位比拟了解他的人曾经评论说：“他的面部沉着，看来事情一定糟糕透了。〞 　　可是，几年前有位初次见到他的外国访问者说，“菲德尔老了，昨天晚上他居然七次和我谈起同一个问题。〞我告诉他，这类带有狂热的重复是他的工作方式之一。例如，大约两年前他就谈到拉丁美洲的外债问题，之后，又不断加以开展，变得更加严重，甚至成为循环往复的噩梦。起初，他谈起来像是一道算术题，渐渐地，在我那年的三次哈瓦那之行中，我琢磨出他的本意：债务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反弹，政治和经济的碰撞，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对统一的拉丁美洲政策的重要性。最后，他召集哈瓦那的专家开了一次大会，把他此前谈话中的主要问题全提了出来。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全面的理解，只有逝去的时光才能提供佐证。 　　对我来说，他作为政治家最难得的优点是，具有透彻地展开某个特定问题的才能，一直到得出最不着边际的结论，仿佛他不仅能看见冰山本身，也能看见它水下的八分之七。不过，这个才能并不是直觉赋予的，而是艰难的严密分析的结果。一个坚持不懈的对话者能够发现观点的雏形，在持续好几个月的交谈中加以观察，直到有一天以成熟的面孔呈现给公众，外债的事情便是一个例子。然而，一旦主题被吃透，他又会把它彻底遗忘，就像一段非常时期的结束。 　　当然，这座词语的磨粉机需要不断流动的信息的帮助，还有咀嚼和消化，他的超级助手是他的记忆力，他靠它来进行演说和私下的会谈。每天醒过来，这种信息的积累便开始了。早餐时他要浏览不下两百页世界各地的新闻，尽管行踪无定，在任何地方他都能获得重要的情报。他自己估算了一下，每天必须要阅读五十个文件。此外，还有官员和访问者提供的报告，以及其它他感兴趣的材料。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夸大都只能是猜想，即便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例如他正在飞行途中。 　　他不喜欢坐飞机，除非迫不得已。当他坐飞机时，他是一个糟糕的乘客，因为他总是焦虑地问这问那：既不睡觉也不阅读，几乎不吃东西。他有了疑虑便向机组人员要飞行图，让他们解释为何不选择那条路线而走这条路线，为何发动机的噪音起了变化，为何这么好的天气飞机也会颠簸。答复必须要准确无误，因为他会在不经意的地方发现矛盾之处。 　　另一种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书籍。或许菲德尔卡斯特罗个性中与他的对手塑造的形象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还是个贪婪的读者。没有人能够解释他如何找时间或方式去阅读，又多又快，尽管他坚持认为那算不了什么。他的座车，无论早先的奥兹莫比尔，后来的苏制席尔斯，还是现在的奔驰，里面都有一盏阅读灯。许屡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