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3000字.docx

天道酬勤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3000字 　 篇一 　: 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十月 革命的爆发和苏联的建立， 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走向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全盛时期， 形成了有十几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与阵营关系亲密的一大批表示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 　90 年代后，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运转入低潮。 　这一几乎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过程和原因由此一直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本文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战争与冲突的角度来研究和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这不仅对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也可为有效地处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对外关系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 20 世纪社会主义冲突国家战争 　正文: 　1. 战争与冲突的涉及面 　1945—1991 年间， 社会主义国家共发生对外战争、 冲突和军事行动 16 场， 直接参战或卷入冲突的共 11 个国家， 为: 苏联、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 保加利亚、 民主德国、 中国、 朝鲜、 越南、 柬埔寨、 古巴， 占社会主义国家 16 国总数的约 70%; 其中两个最大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直接卷入的战争和冲突分别是 4 场和 6 场。这里需要提及的是， 另外 5 个未直接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国家并非完全超脱于外， 它们的国内局势与外交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战争与冲突的影响: 　南斯拉夫: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后期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两度恶化，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军事压力，整师整师的苏联坦克开始出现于南斯拉夫边境。 　罗马尼亚: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 “苏军又在苏联、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同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境上集结军队， 使罗马尼亚十分紧张，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出兵， 并向罗马尼亚军队发出了总发动令。阿尔巴尼亚: 中苏交恶后， 阿尔巴尼亚因为支持中国， 受到了苏联的军事压力， 采取了全民皆兵的国家战备体制， 这是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历史过程; 　蒙古: 中苏关系恶化后， “1967 年 3 月 ， 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 由双方的国防部长签字。 　苏联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 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 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 六十四个县， 使用土地 4139 平方公里， 共建有机场 7 个， 兵营 55 座〞 ; 而蒙军那么“重建作战诸兵种， 配合入蒙苏军来对付中国。 　老挝: 越南入侵柬埔寨后， 老挝受到越南严密控制， “越南在老挝驻有五、 六万军队， 近万名专家、 参谋和秘密警察， 操纵着老挝的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宣传以及对外事务等各个方面。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认定， 社会主义 16 国均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战争与武装冲突的漩涡。 　2. 战争与冲突发生的频度 　发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1 场; 发生于 50 年代: 2 场; 发生于 60 年代: 5 场; 发生于 70 年代: 6 场; 发生于 80 年代: 2 场。 　3. 战争与冲突的强度 　大规模的局部战争2场: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这两场战争就其持续时间、 投入兵力、 作战方式、 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当代历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 4 场: 越南抗法战争、 阿富汗战争、 柬埔寨战争、 中越边境战争。 　这些战争成为世界持续多年的热点问题， 在国际关系的开展演变中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余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共 10 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关于战争与冲突强度的划分标准遵循国际上的通行惯例， 主要是依据参战的人数和战争的剧烈程度， 但假设在国际关系意义上考察， 其重要性并不一定与强度成正比。 　例如 1969 年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虽然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各为数百人， 充其量为营级或团级规模， 仅仅是一场低烈度的武装冲突， 但它的影响却极为强烈和深远。 　其一是对两国的国内局势产生强烈冲击， 中国为此下达了战备发动令， 举国进入临战状态; 其二是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美国国家平安事务助理基辛格对此作出的评论是: “当今世界上最深刻不过的斗争也许是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 　这就是使我们同北京和解具有紧迫感的因素。二战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制为根底的两极格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 很长时间内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开展轨迹， 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建构根底亦根本上循着这条轨迹， 两场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的战争——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充分反映了当两大阵营发生碰撞时社会主义阵营同气相求的根本立场。 　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并不能因此而排除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平安的需要， 即便是小国也不例外。 　由于这种诉求和需要是随着国际关系大格局的变动、 地区小格局的演变和本国国力国情的变化而转移的， 这势必使相应的关系在发生着整合， 国际力量的均衡在这种整合中起着某种杠杆性的作用。 　我们试以越南为代表的印度支那地区战争来作一分析。 　笔者注意到， 在全部 16场社会主义国家战争与冲突中， 居然有 50%即 8 场发生于这一地区， 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由此也可以映衬出这一地区聚集了社会主义阵营内外关系的种种矛盾与纠葛。 　在这些战争与冲突里， 始终有一只平衡之手在操纵着。 　平衡被实际性的打破或理论上的被认为打破， 是导致新一轮战争与冲突爆发的重要内在因素， 新的平衡的出现那么使战争与冲突局面归于平静。 　法国在二战结束后试图重建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导致了越南抗法战争的爆发， 这仍是旧式的殖民与反殖民战争的范畴， 但外部局势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爆发——使该战争逐步被美国纳入冷战的框架。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54 年 1 月 批准的一份国家平安委员会的文件预言， 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丧失’ 最终都将导致整个东南亚的丧失， 然后是印度和日本的丧失， 最后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平安’ 〞 。 　美国创造的“多米诺骨牌〞 理论反映了美国对这一地区事态开展产生的破坏美国所认可之平衡关系的忧虑， 它视其为共产主义的扩张并威胁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整体利益， 这种认识最终导致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大规模干预越南事务和越南战争的爆发。 　美国的介入似乎在使平衡的天平发生转换， 因为北越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比处于绝对劣势。 　但越南战争期间， 北越得到了来自中国和苏联两大国在人力、 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正是这种支持， 抵消了美国的强势， 使越战期间这一地区的国际政治力量比照和国际关系开展仍处于平衡的均势状态。 　越南战争结束后， 越南统一， 美国势力退出这一地区， 接踵而来发生了中国与越南交恶、 苏联与越南结盟、 越南发动入侵柬埔寨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使得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态势发生了严重的失衡， 中国方面对这种失衡作出了如下评估: “可以预料， 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一旦在柬埔寨站稳脚跟，就会以印度支那为基地， 实现其更加狂妄的扩张方案。 　苏联的军事力量已从海参崴向南推进数千公里， 墩两洋通道形成直接威胁， 同它在阿富汗、 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行动相策应， 成为苏联实现南下战略的又一途径。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 爆发了中越边界战争， 出现了国际各派力量支援柬埔寨抵抗力量联合抗越的局面， 而这种局面的形成， 牵制和抵耗了越南与苏联的力量， 国际关系的重新整合使态势由失衡向平衡转化， 奠定了柬埔寨问题最终解决、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根底。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与冲突中， 我们依然可以寻觅到这种整合的因素， 例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古巴在非洲采取的军事行动， 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的整合， 成为大国之间寻求全球战略平衡的砝码。 　篇二 　关于民族主义有假设干种诠释， 笔者在此所指的民族主义是通常宽泛意义上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由于从斯大林时代始， 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作了对立化的描述与处理， 这使得民族主义被异化为一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观念。 　这样，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与冲突时， 就出现了一个几乎是规律性的现象: 对抗的双方也常用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解释这种战争与暴力的行为， 力图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装入意识形态对抗的框架。 　例如苏联出兵匈牙利、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 苏联认为是这些国家出现了背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 必须用暴力方式予以归正; 中苏边界战争前后， 中苏双方也都对对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否认性的批判和描述。 　苏联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找的理由是西方所称的“勃列日涅夫原那么〞 ， 即中国所称的有限主权论。 　1968 年 9 月 26 日的真理报 刊出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国家之主权与国际义务 的文章， 对此进行了详细说解， 文章提出每个共产党不仅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 也要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整个国际共运负责。 　谁要是忘了这些责任， 仅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 就是逃避其国家义务， 因为主权是不可以用一种“抽象的无阶级性的或合法的方式考虑的。 　这样， “有限主权论〞 将民族国家之民族性具体实质表现的依附体。 　但是， 民族主义的感情与理念并未因此而消亡， 它更因有了实体的国家和国家主权而具有了依托。 　实际上， 从战后初期的苏南争端和情报局事件始， 这种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进行对立化处理的方式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开展种下了恶果， 它在极大程度上模糊和蒙蔽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际关系的交往法那么和内部事务处理的一般规律， 1956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正是在这种处理原那么下将东欧民族的自主情绪进行了全盘的敌对化处理; 1968 年“布拉格之春〞 的被镇压实际上将这种对立化进一步推向极端;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漫长征途上， 毛泽东就曾被斯大林用“民族主义者〞 的眼光反复审视着， 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窠臼。根据西德总理阿登纳的回忆， 赫鲁晓夫在 1955 年与他的闲谈中流露了这样一种情绪: 他说您想象一下赤色中国现在已经有六亿以上人口， 每年还要增加 1200万。 　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 　这该会， 说着他双手拍在一起， ‘这该会开展到什么地步呢。 　赫鲁晓夫相当突然地说: ‘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请您帮助我们。 　您帮助我们对付赤色中国吧， 赫鲁晓夫居然会向冷战的对手寻求帮助来对付自己的同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这说明赫鲁晓夫本人就是在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化的情绪在处理着中苏关系。 　因此， 中苏分歧和关系的破裂在外表上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解不同， 而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不同理解的包装下不断增长， 进而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 直至兵戎相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 虽然冷战的核心区域是在欧洲， 但社会主义国家全部 16 场战争和武装冲突， 有 12 场发生在亚洲地区， 除了最通常的冷战对抗因素外， 也正是因为这一地区聚集了源远流长、 错综复杂的民族纠葛。 　因此， 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水火不相容， 民族主义意识理念的存在并不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可以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下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被抹杀、 被融合， 将其对立化的处理只能使民族主义情绪在适宜的场合以更大的能量爆发，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已经在证实着这一点。 　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声望这主要是指那些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战而胜之，对社会主义阵营起了稳定作用， 对社会主义事业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