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你该知道李健吾中.docx

你该知道李健吾〔中〕 有那么一两年，他是上海文坛的风云人物，很快他就知道人家是怎么看他的 逃离上海前，多福村的房子已退租，回到上海后，通过业主的内侄唐某，李健吾—家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华业大楼里租到一套房子。这是座高层建筑，有电梯。住在这儿的大多是社会上的名流，李家的上一层住的是京剧名角俞振飞。 在屯溪时，曾受到一位叫毛子水的朋友的帮助。上海光复后，毛子水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宣传处长，想请李健吾担任编审科科长。李健吾是个讲义气的人，自己有难时人家帮过忙，如今人家好意请自己出来做事，怎能峻拒不理呢当然，他也知道这是个什么角色，拿不定主意，便向老朋友、老上级郑振锋请教，郑的答复是，身在公门好修行。意思是占据这个职务，也可以为进步文化事业出些力。既然连郑振铎都这样说，他也就容许了。说好先干一个月，适宜继续干下去，不适宜到时候走人。 这样，从9月1日起，就去市党部上班了。编审科长，实际就是书刊检查官，凡将出版的书刊，将上演的剧本，都要先送编审科审查，通过前方可出版或上演。对进步剧作与书刊肯定有所照顾。各人的理解不同，又是职分所系，删改甚至查禁，想来也不会没有。实在也不是干这种事的材料。到了9月30日，干了整整一个月，李健吾言而有信，呈请辞职，毛子水不好说什么，只得批准。 就在李健吾还当着编审科长的这个月的21日，夏衍从重庆飞抵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便来看望李健吾。这是他到上海后看望的第一个朋友。此前两人并不相识。整个抗战期间，夏衍一直在大前方，版税等事无法接洽，李健吾从朋友处得知此事，自告奋勇，当了他的“著作人权益代理〞。这种义勇行为，很让夏衍感动。 夏衍所以一胜利就飞抵上海，乃是受了周恩来的派遣恢复救亡日报。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建国日报，10月20日复刊，同月24日即被查封。夏衍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带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和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这次拜访中，夏衍将这两个文件都交给了李健吾，让他具体办理。 上海尚无全国文协的分会，慰问书是以朋友的口气，写给上海文艺界的几个代表人物的。抬头写的是：“景宋、振铎、丐尊、统照、健吾诸先生并转在敌人铁掌下坚贞不屈的文艺界先生。〞 信中并说，附带一个请求：在这次神圣的抗战中，汉奸如此之多，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本会已设立机构，负调查文化汉奸之责，但因情形隔膜，进行不易，特恳请诸位分神着手调查并搜集证据，由景宋、振锋、健吾先生负责约集与推动，想诸位一定慨然允诺的。文协所以让李健吾与许广平，郑振铎三人一起负责调查附逆文化人，原因自在不言中。三人都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许广平也曾被日本宪兵拘捕受刑，郑振铎隐姓埋名数年，绝不为敌寇所用。 看了全国文协的信后，李健吾很快就起草了上海文艺界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签名者依序为郑振铎、李健吾、满涛、黄佐临、师陀，郭绍虞、王以中、夏丐尊、辛笛、陈西禾、周建人、蒋天佐、徐调孚、吴岩、陈麟瑞、董秋斯、杨绛，许杰、钱钟书、张芝联、柯灵、唐弢，许广平、罗稷南等24人。都可说是上海文坛的一时之选。10月14日，尚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接受上海文艺界朋友们的建议，召开理监事联席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并决定成立上海分会，委托郑振锋，夏丐尊、许广平、李健吾诸人筹备。 经过短时间的筹划，10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在金城银行七楼举行成立大会。主席团由郑振铎、李健吾，许广平、姚蓬子、顾一樵5人组成。姚蓬子代表全国文协总会。开会了，先为抗战阵亡将士和殉难的文艺工作者静默三分钟。郑振铎致开幕词，并报告筹备经过。姚蓬子简略报告文协总会八年来的工作。接下来，李健吾报告抗战期间上海文艺界的情形。 会上选举出文协上海分会的理事和监事。理事依序是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柯灵、唐弢、巴金、姚蓬子、夏丐尊、夏衍、于伶、顾仲彝、赵景深、张骏祥、叶以群、葛一虹等15人。监事依序是马叙伦、周建人、黄佐临、郭绍虞、顾一樵5人。 12月24日，文协上海分会举行第一次理事会，推举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姚蓬子、叶以群5人为常任理事。 就在文协上海分会成立的同时，影剧界筹建上海影剧人协会，李健吾为筹备委员，正式成立时改名为上海戏剧电影协会，李健吾中选为理事。后来还中选为宋庆龄组织的戏剧福利基金会的保管委员。这些仅是民间团体的职务，同时他还是上海公营剧院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兼着海光剧院的经理，挂名的国家文化委员会委员。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与郑振铎一起创办文艺复兴，与颐仲彝一起筹建上海市立试验戏剧学校。钱钟书的围城就是他经手在文艺复兴上发表的。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其前身就是李健吾一手创办的上海市立试验戏剧学校。 以上这些事情，足可见抗战胜利后李健吾在上海文艺界的威望与地位。 最让李健吾自豪且得意的是，由袁水拍引领，他去马思南路(今思南路)的中共办事处，拜会了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夫妇。邓颖超当年在北师大附小教书时，曾看过李健吾的演出，见面时拉着李健吾的手说：“你就是李健吾。健吾，那时你可有名了。〞 可以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是李健吾人生最得意的时期。 从来好景就不长。一年后，他就渐渐地体味出，自己实际上处于怎样一个为难的境地了。沦陷区的朋友，因为他是随国军回来而嫉恨他，本来都在沦陷区熬煎着，你的运气怎么就那么好，无奈之际逃到国统区，仅仅一个月之后竟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回来了。后来陆续从重庆来的文化界的朋友，对他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我们是苦苦支撑八年才回来的，你八年都在上海享福，凭什么也和我们一样的荣光很快，原来不成问题的“编审科长〞也成问题了，办剧院、办剧校都成问题了。总之是，无论在沦陷区的朋友们的眼里，还是在重庆回来的朋友们的眼里，他都是个异类。 时局的诡谲，人世的冷热，他不傻，都感觉到了。可叹也可贵的是，他的热情并没有随处境的为难而成比例地减弱，仍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反比例地增加着。一切迹象都这么显豁了，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他仍不愿意成认现实，——这个现代的堂吉诃德！ 他的倨傲和刁钻，终于惹恼了左派文化人，等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李健吾是真正当得起戏剧家的声誉的。出手快，写的又好，几乎是写一个成一个，演一个火爆一个。1946年11月底，几个朋友找来了，诉苦说，观众演出公司因为没有好的剧本上演，已欠下几千亿元的巨债，而辣斐剧院也冷清了好长时间。朋友们劝李健吾写一个上座的剧本，以挽回公司和剧院的颓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