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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培育
共同体
精神
构建
指间上
心灵
中的
社区
培育“共同体〞精神,构建指间上和心灵中的社区
华南
遍布城乡的不同社区,是最活泼也是最复杂的基层“细胞〞,集聚了亿万居民家庭,守望相助,而社区建设对于个体、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赴宁夏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来到吴忠市金星镇金花园社区,了解当地促进民族团结等情况。金花园社区常住居民13850人,其中回、满、蒙、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5%。“七彩家园〞“七星效劳〞“四治融合〞“社区邻居节〞……一系列社区治理、效劳的创新机制让和谐家园遍开民族团结花。该社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此前的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疫情防控时,曾前往东湖新城社区,实地观察卫生防疫、社区效劳等情况,并与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亲切交流。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回信时提到,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斗争中,城乡广阔社区工作者同参与社区防控的各方面人员一道,不惧风险、团结奋战,特别是社区广阔党员、干部以身作那么、冲锋在前,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充分彰显了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伟力。
社区是城市健康肌体中最活泼的“细胞〞,社区的和谐稳定,保持了城市的繁荣与安稳。2022年6月12日起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对社区治理进行顶层设计,为社区治理规划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城乡社区治理指明方向。
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
中文“社区〞一词由费孝通、吴文藻等人从“Community〞转译过来,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具有地域性、功能性、情感性的特征,地域性是指社区居民居住的空间范围,功能性是指社区需要具备某些特定的功能以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情感性是指居民在同一空间中通过交往与互动形成的某种情感认同。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會〞,在血缘、地缘根底上形成的村落是乡土社会的根本组织形态。村落里的人们依靠土地生活,通过农业生产获取根本的生活资料,实现物质层面自给自足。村落中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与共同体标准,既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较强约束力,也是人们情感的重要依托,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满足人们的需求。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制〞是中国城市基层管理重要组织形式,“人民公社〞那么是农村基层管理重要手段。在城市,单位作为国家集中分配、控制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既是其成员实现社会化唯一通道,也是为其成员提供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效劳的重要主体,个体对单位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单位制社区的成员在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空间中,互动频繁、相互了解,形成具有极强同质性的关系网络和社区文化。农村那么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国家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等手段使农民对“集体〞产生极强的经济依附,并通过强制性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在这一时期,单位和集体实现了对社会的覆盖与替代,“社区〞作为社会根底单元的功能被消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单位制〞“人民公社〞等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瓦解。单位成为具有独立开展使命与目标的组织,原本由单位承担的住房、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效劳职能逐渐向社会转移。户籍制度以及人事制度改革将劳动力推向市场,个体对于单位、集体的依附关系减弱,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开始出现,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住房商品化使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不再是具有地缘、血缘抑或是业缘关系的熟人,而是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在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中,个体之间的利益、情感联系较弱,“原子化〞“碎片化〞不断侵蚀着社区的共同体精神。社区作为个体的生活场域以及社会的根底单元,必须承担起管理与效劳的职责,满足个体多方面需求。社区的功能与意义日益凸显,社区建设势在必行。
社区建设对于个体、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个体层面,社区建设能够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居民满足感与获得感。在社会层面,社区建设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风险。社区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凝聚社区内部各方力量,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共同解决社区问题;其二是建立社区效劳体系,提升社区社会效劳能力,使社区能够承担企业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效劳职能,满足社区居民的社区效劳需求;其三是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改变现代社区中居民之间冷漠的情感状态,提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打造和谐温情的社区气氛。
疫情防控凸显社区治理短版
“社区封闭管理后,居民大小事情都要靠社区工作人员效劳,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朱明介绍,有些住户要居家隔离,买菜、扔垃圾、拿快递都是社区人员帮助解决。“为居民拿快递,一天就得跑好多趟,工作人员都是女的,一些大件快递根本搬不动〞。
在封闭管理期间,局部小区还发生了更换出入证的情况。居民之前获取的出入证因设计有缺陷而作废,由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换发新证。“上门换证存在平安隐患,万一接触了疑似病例,后果可想而知。〞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担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上下闻令而动,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形成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社区防疫共同体〞,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奉献。与此同时,“社区治理〞这个早已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却经常被忽略的社会治理根本单元,也因此被推到台前,被需要、被关注、被“放大〞。
近年来,社区工作者压力大的现象也更加引发共鸣。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桥东街道综治办主任路丽琴说,今年以来,社区工作人员“不是一般的忙〞,“从春节起一直没有休息,先是疫情防控,后是复工复产,稍有缓和各项工作就都压下来了〞。“人员力量薄弱一直是社区治理一个短板,疫情期间更为凸显。〞安徽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李鹏飞认为,社区防控不仅仅是社区的事情。“社区要提高发动力量,发动更多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同时,在非常时期,也要将人力物力向社区倾斜,充实基层应急能力〞。
本应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效劳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却经常忙于各种事务,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忙源于何处?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院长肖金明认为,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自治组织和基层公共效劳职责交叉导致的行政化倾向。肖金明表示,目前很多地方的社区设置一个基层党组织、一个居委会、一个社区工作站。而社区居委会成员往往兼任社区党委委员、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社区工作站是基层政府在社区设立的公共效劳分支机构,是政府购置的公共效劳。三者身份的重合,使居委会工作人员大局部精力用在承接上级党委政府交办的任务,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居委会职责方面,没有多少精力可以投入。〞对此,肖金明呼吁,必须理清社区基层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居委会成员能够有足够精力处理居民自治事务。
构建指尖上和心灵中的社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每到一地,都会深入街道乡镇、城乡社区考察,对城乡社区治理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在新型社区治理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创新成效突出。东莞市瑞丰物业效劳助理总经理、工会主席,兼任横沥镇住宅小区效劳与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香桂介绍,横沥镇辖区内各种类型的楼盘小区有41个,人口超过6万人。近年来,横沥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积极探索党支部、物业公司、业委会、妇委会、志愿者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共治模式,并成立住宅小区效劳与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着力推进公共资源联动,共治力量协同,共建平安和谐小区。
这一探索的成效,在疫情期,得到全方位检验。住宅小区效劳与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社区党员志愿者等成为横沥镇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重要力量;物业效劳企业积极发挥主体作用落实防控措施,物业人员全力以赴抗击疫情;横沥社区开展基金会等社会力量积极响应,加大对全镇各住宅小区防疫物资支持力度,多方联动牢牢守住疫情防控第一线。
“从社会层面来看,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关键难题,是基层社会低组织化及其所蕴藏的治理风险。横沥镇近年来探索社会治理协同创新打下根底,很好地化解了这一风险。〞曾香桂建议,借鉴此次横沥镇社区抗疫经验,可以将物业企业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建立政府、社区与物业效劳企业实时信息沟通平台,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居民组织建设阵地,提升社区居民网络组织化程度和交往能力,创新社区治理方式。
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通过社交软件线上沟通交流、构建“指尖上的社区〞,也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途径。
过去,基层工作者“挨家敲门〞“户户问询〞,一旦出现“敲不开门、见不到人、说不上话〞,治理工作就会停滞不前。如今,以微信、QQ等为代表的社交软件深度应用于社区治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方,上海杨浦区殷行街道,在微信群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协商民主大会,畅言协商的效果不打折扣;江西省横峰县王家自然村,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会在“议事微信群〞里公示、讨论,不仅拓展了村民自治的阵地,还成为联络在外乡贤的纽带……通过社交软件拉近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的距离,不仅改变了社区工作的形态,也有力提升了效劳居民的效能和水平。
遍布城乡的不同社区,是最活泼也是最复杂的基层“细胞〞,集聚了亿万居民家庭,守望相助。一些鸡毛蒜皮的纠纷不及时化解,一些芝麻小事得不到及时处理,就容易引发矛盾。充分发挥社交软件及时性、便捷性、交互性等优势,从线上反响到线下解决,有助于形成矛盾纠纷化解的良性闭环,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家庭是社会细胞,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单元。城乡社区在基层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根底性作用。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开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底性工作也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必须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基层,落实到城乡社区。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城乡社区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并反映出在整个社区治理体系中的短板和面临的挑战。如何突破这些治理短板和面临的挑戰,正是未来一段时期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方向。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