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抗争政治与有限国家.docx

抗争政治与有限国家 摘 要：本文基于一个企业纠纷的案例分析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及其国家理论。在详尽的案例呈现根底上，我们将行动者的国家理论称之为“二重性国家理论〞，即行动者对国家既有“标准期待〞，对国家权力机关也“谨慎戒备〞，这两个层面的事实共同存在于行动者与国家的关联当中。在此根底上，我们意识到，行动者对国家的想象及其日常实践，构成了定义国家的必要环节，这区别于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定义，而试图从“观念〞和“实践〞的维度来看待何谓国家。而从此两种维度所定义的国家，不但意味着行动者是意义导向的存在，更使我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中心论的国家而存在的“有限国家〞。 关键词：抗争政治；二重性；实践；观念；有限国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3〕05-0061-18 一、抗争政治的国家向度 七十年代末期開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在导致持续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随着各种矛盾的显化和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失地农民、城市业主以及企业工人等群体，在权利遭受侵犯的时候，纷纷通过各种形式的抗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我们看到的情形便是，近年来集体抗争事件不断涌现，呈现出难以抑制的态势。中国社会进入了“开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1。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整体是稳定的，集体抗争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整体社会的稳定。 针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抗争事件，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在如何“命名〞这些在性质、规模、诉求、参与人群等都存在显著差异的抗争行为时，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往往将之定义为“抗争政治〞，其中尤以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以及于建嵘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根本问题两书为代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是道格·麦克亚当等人在2001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所指的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objects〕间偶然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这一定义将国家纳入到抗争政治的解释框架中，意识到抗争政治的政治/国家向度。1 在抗争政治相关的研究中，抗争行为与国家的关联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国家的政体性质、制度安排、组织实践、意识形态、国家建设等引发和塑造了抗争行为，而抗争行为本身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大体上，存在着两种研究取向，我们分别称之为“结构研究〞和“行动研究〞，前者侧重从作为结构变量的国家出发，研究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后者偏重从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出发，研究抗争行动的具体展开过程。2而这两种研究，又共享着“国家中心论〞的逻辑，即侧重关注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3具体而言，在结构研究中，国家被当作是一种政治时机结构，以此来研究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有研究者意识到，作为现代组织的国家塑造了抗争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作为“概念变量〞的国家在政治结构、政治环境、政治背景等方面影响着抗争政治4，或造成了抗争的“合法性困境〞。5大多数研究者还试图解释，国家为何在面对频繁的抗争性事件时，还能保持其总体稳定，论者多从国家的角度，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宏观的稳定性或者说权威主义的韧性6，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割有利于国家处理社会抗争策略的灵活性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相对稳定性。7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极为明智地使用了各种科层机制，尤其是各种调解手段，成功地将抗争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最后化解了这些矛盾。 而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多从行动者自身的行动策略出发，围绕着行动者的权利意识8、无组织集体行动9、道德资源整合10、弱者身份11、抗争的权力-利益之网12、阶级形成13以及公民权14等，来解释和理解抗争事件的策略性框架。但在这种研究取向中，“行动研究〞实质上还是受制于“国家中心论〞，即它依然侧重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行动者如何安排其行动策略，以及抗争政治具体如何展开。换言之，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国家如何塑造了抗争政治〞15、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抗争16、从国家建设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矛盾的激化17，或者从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行动者的行动策略18。 国内学者从国家中心论对抗争政治的研究，无疑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对社会运动与革命研究的深刻影响。在1970年代以前，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侧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并没有关注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关注的是“怨恨〞、“相对剥夺感〞以及“一般化信念〞等因素对社会运动的作用。1970年代摩尔在对革命的研究中，借鉴了托克维尔的理论，重点关注了国家，并开展出一套较为简单的国家理论。后来者蒂利对政体的重视，也是在国家的意义上展开的。但这些都未曾形成规模。直到80、90年代，国家理论才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真正受到了重视。这一方面是源于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这个经济过程中，国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既开放了市场，又有效地保护了国内新兴工业，另一方面来源于对社会革命的研究，尤其是1979年斯考切波发表了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1，认为中国、法国和俄国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崩溃。他进而认为，国家具有自主性，国家有着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2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基于抗争政治与国家之间关联的分析，所建构出来的是一个“强国家〞的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国家中心论〞理论对国家的核心假设，这种理论导致了对国家能力和国家本身的神秘化。3这一理论所勾画出来的是神秘化、也具有神话般地位的国家形象，而没有看到“国家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表达在各种社会力量对国家的冲击，也表达在国家内部各个局部运作过程中的不一致，尤其表达在行动者对国家的标准化观念与多样化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上。“国家作为一种看似与社会及其个体相别离的实体，难以通过将个人认同与其自我意识中作为国家的一局部的感觉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集体的意识。〞4换言之，对国家的理解，既需要分析日常生活中行动者与国家的遭遇，也需要从一种意识和文化的层面，考虑到行动者的认同和自我意识，来理解何谓国家。这是一种国家人类学。这种有限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基于行动者的个人认同与国家之间的悖论，个人完全可能身在一定的国家领域之内，但在自我意识和个人认同方面，却形成陌生感，并不认同或者感觉不到自己就是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自己就是这个群体不可或缺的局部，这无疑与国家的内在规定性相背而行。国家机构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使个人认同与国家相互关联起来，使个人意识到自身与国家的不可别离性，进而到达既建构个体身份，又实现国家认同的目的。但这种国家行为的效果，往往不尽于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