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农村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研讨.docx

农村金融开展方式转型研讨 一、“需求追随〞和“供给引导〞：金融开展模式理论 关于金融开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在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帕特里克（patrick）就根据开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两种模式：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模式和供给引导（supply-leading）模式[1]。需求追随型金融开展模式强调经济增长对金融开展的带动作用。该模式认为，随着经济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效劳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响，金融体系将不断开展与完善，金融开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开展的自然结果，是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金融效劳需求的被动的、随意的应对。即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对金融效劳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以及相关金融效劳的产生和开展。世界金融开展史说明，早期的金融即是为了迎合实际经济部门对金融融资和效劳的需要而产生的。供给引导型金融开展模式强调金融开展对经济增长的能动作用。该模式认为，金融机构的产生、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相关金融效劳的供给领先于金融需求，特别是现代的、增长部门企业家的需求。供给领先的作用在于将资源从传统的、非增长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并促进和刺激现代部门中企业家的反响和需求。但是帕特里克同时指出了供给引导型金融开展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或前提条件，它代表的是一种引致实际经济增长的时机。因此，它有可能在增长过程的初期阶段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金融开展的供给引导模式也有其危险，不应被低估。例如，供给领先开展中资源的利用，尤其是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或明或暗的补贴本钱必须要能够产生充足的利益，刺激实际经济的开展。实践中，尽管供给引导和需求追随两种现象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但是在经济开展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有一个优先顺序。在持续的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以前，供给引导的作用更强。此时，金融部门通过建立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效劳，对经济开展起支配作用。特别是在金融部门能更有效地为包含技术创新的投资者提供资金时，更表达了金融开展对经济的供给引导作用。并且，一国经济与兴旺国家之间的差距越大，它就越有可能遵循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开展模式。一些后工业化国家，如日本的实践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经济进入增长阶段，供给引导的推动作用的重要性开始逐渐下降，需求追随的金融反响开始处于支配地位。这一顺序同样适用于特定行业或部门。至于两种模式转换的时机，那么与一国行业顺序开展的时机有关，特别是在那些时机是由政府政策决定而非私人需求决定的国家更是如此。从金融开展模式理论的内容及其选择，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经济开展阶段决定了金融开展模式。在经济开展的不同阶段应选择不同的金融开展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金融体系的开展模式及改革措施时，对经济开展状况和开展阶段有准确的把握，并根据经济开展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金融开展模式。但是，两种金融开展模式之间不是完全替代关系，而是有一定的互补关系。因此，在经济开展的某一阶段，需求追随和供给引导两种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只不过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种居于补充地位。其次，需求追随型金融开展模式强调金融效劳的需求方面，强调金融开展对金融需求的满足。由于金融需求是在经济增长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这一模式强调市场力量在金融开展中的自发作用，属于市场型金融模式。供给引导性金融开展模式强调的是金融效劳的供给方，在这一模式中，对金融的需求不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自发需求，其中隐含着政府的作用。实践证明，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安排要么主要发生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开展中，要么主要发生在国有金融机构。墨西哥、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政府在供给引导型金融开展中的作用。再次，尽管金融开展模式理论是从国家视角展开论述的，但它同样适用于某些特定行业或部门金融开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例如农村金融开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但是在论及特定部门或行业的金融开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仅要考虑该部门或行业所处的经济开展阶段，更要将其置身于整个国民经济开展的框架下，从整体上全面考虑由于金融开展模式的选择而导致的资源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供给引导型金融开展模式：我国长期以来的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都是以供给引导为主的农村金融开展模式。这可以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反映出来。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开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开展战略，试图通过重工业的优先开展，超高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了满足这种开展战略对资本的需求，国家确立了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并加强了对农村合作金融——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在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体制下，农村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和工业，强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实现。这一时期的金融开展是典型的供给引导模式：在经济社会金融供给缺乏，金融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发动社会的金融资源时，依靠政府力量强化金融管制，促进政府在短期内实现农村金融剩余向工业和城市的有效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这一时期的金融开展具有明显的城市和工业偏向，因此，工业化的初步实现和国民经济增长都是以牺牲农村经济开展为代价换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农村经济开展的需要，国家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目前已形成一种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农村金融结构。在开展模式上，正规金融的开展属于供给引导型的模式。无论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还是农业开展银行的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从脱离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到2022年明晰产权、完善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邮政储蓄银行的设立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无一不包含着政府行为。每一次改革和创新均是以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发布法规或命令的形式开始，国家始终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保持着对金融经济广泛而深刻的管制。即使是非正规金融组织中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尽管其创立初期是需求追随的结果，但之后的一系列改革也表达了政府的强制行为。作为金融开展的主体，政府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在大范围内推进制度变迁，并且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本钱，使得金融改革顺利进行。但是这种金融开展最大的缺陷就是作为一种自上而下供给主导的变迁路径，由于政策制定过程中从信息反响到政策出台到政策被有效实施的时滞，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所以在制度设计和新制度的安排上存在与市场经济主体的需求不相吻合的状况，从而导致制度的无效率。于是出现了农村金融不缺机构缺效劳、不缺政策缺产品的现象，最终导致农村有效金融需求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开展是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农村金融需求的产物。这种源于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安排具有明显的需求追随特征，它是随着农村非公有经济对金融资源的渴求而自发形成的。在农村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开展过程中，由于自身信用缺乏以及金融体制等原因，它们无法通过正规的金融制度安排获得资金支持。因此，在这种由原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得的利润的驱动下，各种民间金融活动，如私人借贷、合会、私人钱庄等便自发形成并开展起来，并对农村经济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国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直采取限制、挤压、取消的态度，但事实上，民间金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甚至又趋于活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开展提示我们：源于农村经济开展产生的需求追随型金融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村金融的开展要紧紧围绕农村金融需求展开，为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效劳。但是，非正规金融在开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缺乏监管、规模小、风险高等问题，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引导。由于非正规金融在中国金融开展中的规模相对较小，所以，现阶段中国的农村金融开展模式仍以供给引导型为主。供给引导型金融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资源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因此，多年的农村金融改革始终没有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因此，进一步的农村金融改革首先要转变农村金融开展模式。 三、经济开展阶段的变化：金融开展模式转变的依据 尽管在金融开展模式的选择上，帕特里克提出在经济开展的早期阶段，供给引导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当经济开展进入成熟阶段时，需求追随型金融将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对于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对此，我们可以借助国际上关于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来作为参考。因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工农关系是不同的，相应的金融资源的流动及决定金融资源流动的金融开展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际上通行的是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前期、中期和后期；同时，将一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关系的演变划分为以农补工阶段和以工补农两大阶段。其中，以农补工阶段出现在工业化初期，以工补农开始于工业化中期，并一直延续至工业化后期。其中，工业化中期又划分为转折期和大规模反哺期两个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始于刚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时间。这时的国民经济结构特征为：人均gnp超过200美元；人口城市化率超过30.5%；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农业低于39%，工业超过21%，效劳业超过32.9%；就业结构：农业低于52%，工业超过17.5%，效劳业超过30%；初级产品出口占gdp比重低于2023.5%，制成品出口占gdp比重超过5.1%。大规模反哺期主要以各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反哺农业以工补农政策的突出变化为标志（如美国在1933年出台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英国在1947年公布了第一个农业法；德国1953年制定15-20年农业结构改革规划；法国1954年进入农业机械化时期；日本在1961年出台农业根本法；韩国1980年后较大幅度调整了农业政策；台湾地区1974年实行稻米保证价格制度等）。在这些标志性事件发生前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结构如下：人均gdp在欧美先行工业化国家，在5000-7000美元（购置力平价，下同）之间，而在亚洲先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那么在3500-4500美元之间；农业gdp的比重在欧美国家一般低于2023%（法国例外），在亚洲国家那么低于15%；工农业的gdp比重一般在3∶1左右；农业就业比重在欧美先行工业化国家一般低于27%，而在亚洲先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那么在30%以上；人口城市化率一般在50%以上。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不同年份我国人均gdp、农业gdp比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率、恩格尔系数、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等主要指标的测算，并与国际上可比的参照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人均gdp（221美元）、农业gdp比重（28.1%）、工农业gdp之比（1.6∶1）、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占gdp的比重（7.4%和7.3%）等根本指标在1978年就已超过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折期的国际参考值。2022年，我国农业gdp比重（14.6%）、工农业gdp之比（3.1∶1）及按照世界银行的购置力平价方法计算的人均gdp（4390美元）等指标还都已到达大规模反哺期的国际参考值，只有农业就业比重（49.1%）、人口城市化率（40.5%）等少数指标与国际参考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我国经济开展虽然距全面、大规模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已经跨过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转折期，正在逐步进入大规模反哺期，从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特征看，我国总体上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和能力。这也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开展到一定水平，因此，农村金融开展模式应在这一时期作出调整，从供给引导向需求追随转变，以适应农村经济开展对金融效劳的需求。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促进农村金融开展模式向需求追随转变 （一）以需求为导向，完善正规金融机构体系，改进正规金融机构效劳由于农村经济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农村金融需求不仅规模大，而且多样化、复杂化，仅靠内生的非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必须通过外部的强制的制度安排加以弥补。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不能脱离需求的约束，否那么会导致制度安排的无效。因此，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建设中，必须以需求为导向，建立多元化的、竞争性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