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治辽宋金史杂谈.docx

治辽宋金史杂谈 ：治辽宋金史杂谈分16条论及了个人治史的经验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青年学者应由浅入深，精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但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并能较熟练地用于治史，也决非易事。在道德与文章关系方面，人品必定影响学问，现代治史者的研究应由断代史逐步走向通史，至少应通英、日两种外语，每隔两三年，出版一部有分量的史学专著。当前学术腐败的根源是等级授职制，欲从根本上扼制教科文机构的人事腐败和学术腐败，一是各单位用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建立各单位负责人的任期制，各单位人员对负责人的监督制、弹劾制和罢免制。二是大力精简不通业务的行政人员和机构，裁削其权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道德文章；根本训练；断代史；通史；史识；史料；考证；外语。 中图分类号：K244；K2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3)03—0001一17 收稿日期：2023－lO-12 作者简介：王曾瑜(1939-)，男，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重点是谈如何研究辽宋金史，却不能不涉及较多的方面和问题。不仅是谈经验，也是谈教训。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专业中，研究中华古史确有相当强的专业性。有一位从事公务员工作的在职博士生曾对我说，她自问有相当强的吸收能力，因工作需要，临时读些相关的经济、法律之类书籍，即可磨枪之后临阵。但读了一年多的中华古史博士，似乎还没有摸到门道，感觉有点苦恼，对自己配不配学古史，产生了疑问。即使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两个相近的专业而论，只怕也是由文入史难，由史入文易。 欲知山上路，须问下山人。我常说，个人治史是先天缺乏，后天失调，对辽宋金史的大局部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对目前的学术腐败，人们口头一般可以成认，但似不能联系具体的人和事。例如有的人一门外语并未过关(依个人之见，外语过关的标准，应是能否进行专业对话)，就被称为“学贯中西〞，或对海外交通史“造诣甚深〞。还是一句俗话，吹牛不要本钱，反正好糊弄者正是外行领导或媒体。一位前辈是中国的印度学权威，如今被普遍捧为国学大师。其实，真就所谓国学而论，他与张政烺师相比，差距确是可用“太大〞两字。我曾拜读他我与东力‘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断方法，这样才能在国际学坛上发出声音。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云云。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他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奉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拿出一点他人不能提供的东西，已经很不易。事实上，这位先生晚年不少作品正好是扬短避长。他当了许多只怕连自己也数不清的空头主编和参谋，又无学力能对此类作品的质量认真负责和把关，这难道是学者应有的自重吗给人树立什么典范看来，某些外行领导和媒体的瞎捧。也可能把有的学者捧得晕头转向。再有一位内行人都知道是浅薄的、与我同代的治思想史者，因为当领导的虚荣心，总促使他不时发表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文字。有一回，一家报纸的编辑向我 采访，要谈国学。我当即说，自己对先秦典籍不通，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学。不久，又在一家报纸上见到此人发表有关国学的文章。我给张泽成先生通 时说：“如今比我更没有资格谈国学的人，倒在侈谈国学了。〞实际上，治史到了一定火候，对于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自己能够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还是清楚的，应当向一切人坦白。还有人辩护说，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似缺乏为怪。然而在此种风气中，任何一个学者难道不是更应自重吗 我个人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实缺乏以语上山之路。在此主要以前辈学者的治史经验为借鉴，结合同行们的一些真知灼见，加之个人亲历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谈点看法，仅供青年学者参考。 治史在客观上必然有一些根本的，任何人也不可能违背的原那么，但在具体细节上，亦贵乎不拘一格，不必事事处处拘泥前人之成规，而应有自己的独创性。 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畿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换言之，对现代治史者而言，除了写作能力之外，既要有现代科学头脑，也要有很扎实的根本功训练。对各个具体的人而言，可能会有某种能力较强，某种能力较弱的情况。但稍弱的方面，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学术成就。故青年学者在治史之初，就应当十分注意自己的三种能力得到均衡的、协调的开展。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 在中国内地，1949年之后，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然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又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任何一种好的、高明的学说，一旦被偶像化和宗教化，只能是此种学说的悲剧。尽管如此，回忆起来，自己能及早地接触，并且学了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治史大有裨益，是自己治史的一大幸运。记得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开玩笑说，前辈陈寅恪先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确实不了解，二是对当时那种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有反感，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对我那样宣讲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是会接受的。人的信仰应是自由的，如果有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我个人当然没有权力，也根本不想强迫，只能说，不要聪明人做傻事。 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沦，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对增强史识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中国内地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方面，是走了不少弯路的。首先，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在“十年浩劫〞前，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视历史事实为历史哲学之奴的风气。如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史实削足适履，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不懂汉文，没有条件接触浩繁的中国史料。他们对欧洲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史，只能从中国史实出发，加以验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那种但凡历史论著，必须加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语录作为标签，是缺乏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