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计划经济时代的穿衣往事.docx

方案经济时代的穿衣往事 [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历史学者金雁回忆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间的“穿衣〞往事。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袜楦子〞“布票〞“供销社〞“确实良〞是再常见不过的名词，而对于如今常“剁手〞的年轻人来说，它们却分外陌生。]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所需的纺织品供给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且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给来限制需求，试图保障供需平衡。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不用细算，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 布荒与“借裤子〞的为难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性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五月份，再扯去里子当作单衣，如此能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换作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早烂成梭梭布条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显得格外“不禁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活动量比拟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襻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指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西，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补缀。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质量的标准只凭一条，就是“结实〞程度，根本上没有“美观〞的空间，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艰苦朴素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表达。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發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为了提高耐穿度，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1967年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一条换洗的而已。有一次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裤子穿，等她自己的晾干了再还给我。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常有的事，但是那天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住臀部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把裤子递给等在门口的小伙伴时，就听到她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答复：“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而入，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也愣了一下，随后为难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埋怨我说：“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着急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说当时有事情来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因为室内光线暗，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因为“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这件小事足以说明，虽然那时我们还不至于落魄到衣不蔽体的地步，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现象。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方法。 八仙过海显神通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尺布，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在娶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稍富裕一点的人家盖的“毛毡〞，是用杠子碾压羊毛而成的毯状物，盖在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方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烙熟了这面再反过来烙那一面。 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小学时候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下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条毛毯。〔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和毛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大学毕业生是一年可以挣十二条毯子的“毛毯人〞〕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从教工宿舍里分给我们一个15平方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我先生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由于但凡沾“棉〞的衣物，比方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全都由妈妈夹在存折里小心使用。有一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她心痛得一夜辗转反侧自我责备。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棉绸之类物品，大家就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置。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要凭购物本购置，比方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等。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这方面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比方有人会反复使用缝被子的棉线;男孩子洗脸根本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物本，把几家人的棉线供给集中染色以后编织成线衣。我就曾经按照冯秋萍编织大全上的把戏，用白棉线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偷偷摸摸把节省下来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掉，用来换取其他紧需物品。倒卖布票，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被办“学习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丝、毛、麻类用品的历史也很久远。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而无法大批量供给。丝绸的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料，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只有像我姥姥那样早年“富贵过〞、家里又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人，才能分辨出“绫、罗、绢、绸〞各有什么不同织法。 毛纺织品的牢固性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且需凭工业券供给，在方案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毛料衣服还有一个缺点是容易遭虫蛀，所以但凡喜庆节日里，大人们翻出的压箱底的毛料衣服上都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1964年母亲花费120张工业券和150元的“巨款〞，为父亲缝制了一身毛华达呢制服，这是我们全家积攒了两年的成果，为的是将布票省下来。 “臭美妞〞与“臭美事〞 那时候，大家的穿着都是一样的“蓝蚂蚁〞，小姑娘顶多用花花绿绿的“玻璃绳〞扎辫子，来表达一下“色彩〞。有段时间流行起“一尺布翻把戏〞，即一尺布可以做书包、裤衩、胸衣、假领子。处于豆蔻年华“想美〞的我们都很想实践一下，软磨硬泡从大人那里讨来一尺布票，买来花花绿绿的布开始制作。别人做的书包、裤衩都很成功，唯独我做的胸衣，腋下和前胸的“弧度〞裁剪不好，再加上我不懂得贴边另裁的道理，成品皱巴巴的，穿上比不穿更难受。 于是我不停地试不停地改，越做越丑，不伦不类地挂在肚脐上面，既不像背心又不像胸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改到最后，剪碎的布片片只能用来做沙包和给洋娃娃做衣服了。这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失败的DIY。后来我还做过假领子，也不是很成功。也许我选择的恰好是衣服的两个难点部位。 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有合成纤维制品供给，因为下垂感显著，俗称“抖抖料子布〞，虽不要布票，但是价格比棉布高。街上的孩子们都知道“穿着抖抖布，一定是大干部〞。70年代初，我们所在的县城商业门市部第一次有确实良女衬衣到货，一共有三种颜色：粉红、豆绿和浅灰。这种不要布票的新品种衣服色彩艳丽、挺括平整，据说又薄又耐穿，不用烫，不褪色，容易洗，干得快，不走样。因为价格比普通的平纹布高两倍，所以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但妈妈仍然决定“不惜血本〞给我买一件，最后我选中了豆绿色，也算开一时“洋气〞之先。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比女伴们多一件确实良衬衫，虽然有“不艰苦朴素〞“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嫌，心里仍然美美的。有时候在井边遇到挑水的小孩，他们会成心把水洒到我身上，然后大喊“确实凉〞，以讥讽我的穿着与大家不同。住在天津的姥姥有时也会寄一两件式样别致的成衣来，在小县城里穿出来显得既另类又新颖，很是扎眼。 吵架风波 1972年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离县城四十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本是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 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方案经济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相当于“盐铁官营〞。任何个人不得经商，百姓之间任何的物资交流都属于违法。 我先是被分到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里最重要的组，其余四个组是食品、百货、鞋帽、针织。最重要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方白棉布0.285元〔1949年以来，所谓“两白一黑〞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两白〞即白布，单价0.285元;白面，单价0.19元〕、斜纹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都是取整到“分〞，所以不上算盘，仅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到货的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那么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 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因贪污罪自杀的人有很多，所以布匹组对人员的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体力要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脑子要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是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集中于这一处地点，所以逢集的拥挤就可想而知了。早上九点钟开门，七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柜台都要被擠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三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扒拉几口。有一次我的小辫散了都没工夫绑，就一直散着到下班，头发上还沾了很多棉絮，大家都说像鬼一样。我们用的一米长的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在布上划一个小口，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卡住布，然后用力展开双臂即可将布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会把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一个逢集日里我要做成百上千个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得连碗都端不住。 体力活都是小事，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要大声说出来。比方“0.465的卡其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一般来讲，我算账出错的概率不高，来找后账的大都是尺寸问题。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亲夜不能寐，可见由于供给短缺严重，尺寸问题有多么重要。 有一年到了一批类似军用的卡其布，颜色质地与军装相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能有一件仿军装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卖得别提多火爆了。但这批到货可能因为是“战备库存布〞，没有零售消耗余头，因此整批布正常零售下来会有大约2米—3米的缺口。“一打三反〞的余波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个“账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紧紧卡住尺子卖。棉布有伸缩性，一米布拉直和平铺之间大约会有1寸—1.5寸的差距，而恰好这批布的“缩水率〞又比拟高，结果十人当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来找后账，说我没有给够尺寸。 我向每一个人反复陈述其中的缘由。由于我说话语速快、分贝高，又占一点理，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带来的“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我，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 有的人甚至找到领导，社领导特意到门市部过问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摊在柜台上，全部丈量一遍让领导看，不这么卖，损耗的短缺算谁的？领导和业务员商量了一下，特批给我一些“损耗量〞，同时批评我态度不好，应该事先向人们说明“缩水率〞，建议预留出一点“放量〞。好在这批布很快就售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镇上的裁缝，他对我说：你卖的这批布，最后快乐了学生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