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docx

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游学异国 思想启蒙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904年，14岁的李汉俊在其胞兄李书城（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的挚友吴禄贞（兴中会会员）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李汉俊极为聪明，学习东西特别快。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让人很难分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日本，李汉俊主修的是工科，但他却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十分感兴趣，对正在西方和日本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特别关注，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论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心。为此，他特意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李汉俊学识渊博，不仅精通日语，还懂得英语、法语、德语。尤其是德语，特别精通。当时，日本德文版马克思著作很多，这就为李汉俊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创造了条件。在阅读了大量原版的马克思著作后，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他也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在中共建党之初，被公认为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李汉俊在日本从中学读到大学。1918年7月，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回国后，李汉俊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工科出身的李汉俊如果不从事革命工作，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个工程师。然而，李汉俊一回国就投身到社会革命活动中。在上海，他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汉俊结识了从武汉到上海寻求救国之路的董必武，便积极地向这位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筹备“一大〞 矛盾暗生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住进渔阳里2号。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李汉俊与陈独秀相见恨晚。1920年5月，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根底上，他们又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选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这个小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再三敦请，离沪南下，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李汉俊夜以继日地忙碌着，除了负责党务工作外，还要编辑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他不但把教书所得收入和写稿所得稿费都拿出来用于革命需要，而且还将已故妻子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变卖钱财贴补活动经费。当时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便写信给陈独秀，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每月支200元作党的经费，结果被陈独秀拒绝。不久陈独秀要前往广州，临行前，他与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100元。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由此，李汉俊对陈独秀产生了不满。后来，李汉俊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再次相左。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而陈独秀那么主张中央集权。 后来，李汉俊与陈独秀二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李汉俊一气之下，辞去代理书记一职，新青年也不编了，还把党的名册和文件全都交给共产党的主编李达，让李达代理书记。虽然不当代理书记，但李汉俊仍积极地和李达一道筹备中共一大会议，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商讨大会召开事宜。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也是当时李汉俊的寓所的一楼餐厅举行。 在“一大〞会议上，李汉俊再次提出“不赞成组成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很明显，李汉俊的主张违背了列宁的“中央集权制〞的建党原那么，理所当然地未能被会议接受。但在“一大〞会议上，李汉俊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他认为现阶段，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这一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也有支持者，但大多数代表并不接受李汉俊的意见。结果会议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中指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同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主持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在一些观点没有得到陈独秀的赞同后，便不再过问中央局工作，而是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他撰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对当时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裂痕加剧 脱党远走 在党的“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而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会议重要组织者的李汉俊却连个候补委员都未选上。对这样的人事安排，李汉俊不可能没有想法。1922年初，自认为在组织中没有什么地位的李汉俊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先后出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等职。 1923年2月，为躲避军阀吴佩孚的抓捕，李汉俊前往北京，暂避在哥哥李书城家里。后通过李书城的关系，李汉俊先后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任职。为此，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给他处分。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给中共中央写信，宣布脱离共产党。 李汉俊自行脱党，在客观上，是由于与当时的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和矛盾；在主观方面，他本人也有很大的责任。李汉俊的性格刚直，有时候固执己见，好意气用事。当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产生意见分歧、感情交恶时，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地走开。当中央一再通知他参加党的“二大〞、“三大〞会议时，李汉俊再次感情用事，一意孤行，置党的纪律于不顾。 尽管李汉俊主动提出脱离共产党，但中共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一。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将李汉俊开除出党。脱离党组织后，李汉俊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白色恐怖 血染街头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1927年11月，国民党西征军进抵武汉。桂系军阀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执掌武汉卫戍司令部，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一时间，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1927年12月16日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这是国民党右翼为置李汉俊于死地而造的舆论。在局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李书城曾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却因妻子怀孕而不忍离去。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终于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 1927年12月27日下午5时，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四十二号李汉俊的家。当时，李汉俊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被捕时李汉俊脚下穿的是拖鞋，其身怀六甲的续弦之妻陈静珠见状声泪俱下，叫他换上鞋子再走。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抚慰妻子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在军警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离开家门之后，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子薛文淑求助。薛文淑闻讯后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薛文淑见到李书城，告知李汉俊被捕的消息。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他告诉薛文淑：“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当薛文淑回家正在抚慰陈静珠时，突然见本家堂叔李万青跑了进来，气喘吁吁道：“不好了，大先生（即李书城）和孔庚先生一起被抓走了！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被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后又被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晚上9时许，即在被捕4个小时后，李汉俊和詹大悲二人在未经审讯下，就被押往汉口单洞门附近的刑场执行枪决。临终前，李汉俊怒吼道：“胡宗铎的手段真毒辣啊！〞声音未落，即响起了无情的枪声。 李汉俊牺牲后的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李汉俊、詹大悲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胡宗铎、陶钧不敢加害他。李书城被关押了数日后，经冯玉祥、程潜等人出面营救，这才获释。李书城获释后，通过关系将已暴尸街头多日的李汉俊的遗骸收殓起来，停放在蛇山抱冰堂旁边的一个庙宇内。几年后，李汉俊的遗骸才在李书城的主持下得以安葬在武昌伏虎山下。墓地的正前方是伏虎山脚下的古卓刀泉寺，这里先后埋葬着许多位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