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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荀悦政治思想简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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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荀悦 政治思想
荀悦政治思想简论 。荀悦基于儒学体系,以伦理标准和通变思想为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把政治内涵规划为六个程式,而政治运作的过程正是这六个程式的落实过程。具体说来,可分为君臣关系、德刑关系、重民和明制思想等四个层面。从中不难探知法儒、道儒思想的融合,反映了东汉末年思想合流的倾向。 关键词:东汉荀悦政治思想 一 政治思想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理想、理论、方针、政策,是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精微的理性思考和深刻的哲学透视,理论根底是思想者的哲学观念,理论框架也受其哲学思想的统摄和支配。因此,要了解荀悦的政治思想,首先要明了他的政治哲学。荀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从观念形态到现实的政治实践存在着四个层面,即“天〞、“性〞、“道〞、“人〞。这是荀悦思想演绎的根本脉络,是其哲学思想从观念形态落实到现实人间的思维过程。“天〞是世界的根源和主宰;而“天〞对人的映射形成“性〞,人之“性〞是“天〞赋予的,是“天〞对“人〞的规定性;“道〞那么是“天〞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的衍化和复活,集中表达在人活动中。这样,“人〞及“人事〞便作为其哲学理念衍化程式的最后一环和终极目标而受到竭力关注。[2] 无论是“天〞、“性〞还是“道〞,作为纯哲学理论的范畴,只是隐存于政治思想里的一种支配力量。在荀悦设置的理论框架中,哲学理论在政治思想中的实现、实施,必处于两种境态中,即行为的伦理标准和具有通变思想。这就是说,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在这两条原那么所构成的环境中完成的。荀悦每一项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这两条原那么整合的结果。因此,伦理标准和通变思想是荀悦政治理论之思想方法的起点,是其哲学方法论。他们贯穿于一切政治行为中,是哲学理论走向现实政治的桥梁和纽带。 “仁〞、“义〞、“礼〞、“信〞、“智〞等儒家伦理哲学范畴本来就已被荀悦承袭,而由“性〞所派生的“贞〞、“达〞、“志〞、“诚心〞、“正志〞等更不必说。“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3],作为政治思想总指导的“道〞,其根本也是“仁义〞。因此,政治不能不流于伦理化,对人对事的伦理道德要求就成为政治实施的重要组成局部。对于帝王,“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4]所谓“德、能、功、罪、行、言、事〞都得遵循这一道理;对于臣,要求“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对于民,那么“匹夫匹妇处畎亩之中,必礼乐存焉尔〞,[5]把伦理标准提高到稳固统治的高度,要求全社会普遍接受这种价值模式。 由于古今社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因此,就不能墨守成规,荀悦认为“鉴前之弊,变而通之〞[6],提出了通变思想。他说:“古今异制,损益随时。〞[7]应该根据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对政策进行调适。“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8],从而规划出事物的三种形态,说明其时时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就为“通变〞思想找到了现实依据。因此,“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8],认为“变〞同样是政治实施的关键原那么。“圣人之道,必那么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同伦理标准一样,通变思想是政治实施的手段和形式,“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9]在这里,“通〞、“变〞是条件,最终目的仍然“达于道〞,实现其政治理想。于是,通变思想也就渗透进各个具体的政治实施过程,始终贯穿于政治行为之中,起着指导作用。 在如何处理政治的实施上,荀悦把整个政治内涵规划成六个程式:“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是谓政体也〞[3]。认为处理好这六方面的内容,就掌握了为政的“纲〞,因此,这六个程式就构成荀悦政治思想总的理论架构。 为了具体落实这六个程式,总体的政治实施上,他认为:“致治之术,先屏四患,崇五政〞,所谓“四患〞,即:伪、私、放、奢。这四患对政治统治的危害相当大,其负面效应影响到六个政治实施程式的各个方面,“四患不除,那么政未有行矣〞。[3]这些应该是在政治实施前首先破除的。与此相应,为了维持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必须“崇五政〞,即养生、正俗、章化、秉威、统法。这是政治实施的中心任务和达于治世的根本途径。“屏四患,崇五政〞并不与“道〞相违背,而是统属于“道〞,是“道〞支配下产生的为政的原那么和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实现“道〞。因此,“屏四患,崇五政〞与“以立道经〞而规定的“六那么〞(中、和、正、公、诚、通)相辅相成,是实现政治理想必须遵循的政治实施模式。 政治的实施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必须时常关注社会对行政举措的反映,以便正确认识和修正正在实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荀悦提出“察九风以定纲常〞[3]。“九风〞即:治、衰、弱、乖、乱、荒、危、亡,都是对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是政治实施的结果,反映为政的清明与昏暗。荀悦提出不仅要“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更要“鉴乎今〞,[5]要求充分认识社会现实状况。因此,“察九风〞是完善行政措施的保证。这个思想的提出,就为荀悦政治思想体系建立起一个反响机制,使一个王朝始终处于旺盛的活力中。政治的目的是要求到达预期的结果,如果与初衷不相一致,就要审视政治实施的过程。他本人对政治实施过程的解说不厌其烦,其本意是试图通过对实施过程的标准,实现其预设的政治目的,即中兴汉室。 荀悦的政治思想固然很丰富,存在许多层面,但他的政治主张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依据。他认为,如果能按照他规划的途径执行,那么“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5],勾画出一幅完美诱人的治世图景。 二 政治理想的实现关键在于政治理论的实施。荀悦将政治实施的具体过程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详细的解说,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充实、系统,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他主要围绕“君臣关系〞、“重民〞、“德刑关系〞和“明制〞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nbsp ;荀悦认为“君〞、“臣〞及其关系是政治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六主〞、“六臣〞的说法,即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和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从而为帝王提出一个参照系,以起警示作用。他认为“夫为善之至,易莫易于人主;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于人主;至祸之所加,莫深于人主〞[2023],帝王既然处于这样高的一个地位,就必须为政局和社会的安定承担很大的责任。因此,他对帝王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人主之患常立于两难之间,在上国家不治,难也;治国那么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5]。 原始儒家的始终讲求先德后刑有所不同。荀悦认为是先德还是先刑,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强那么先刑法,扶弱绥新那么先教化,安平之世那么刑教并用〞,这是其通变思想在德刑关系上的反映,并且显示出儒法合流的迹象。同时他主张,在德行实施上要循序渐进,与社会的开展和现实的演化相适应。“教初必简,刑初必略,那么其渐也〞,这样,使其逐渐地影响人民,并为人民所接受,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固。如果德、刑有所偏废,二者不能协同,不能维持在一个平衡的“度〞上,即出现所谓“虐教〞、“峻刑〞的局面,那么后果是严重的。“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实行“虐教〞、“峻刑〞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陷民以恶,陷民于罪〞,。际恰昂γ瘛钡木俅。无疑是自堕长城,是一种政治自杀的行为。他认为历来之所以有先德还是先刑的德刑之辩,是因为各持其端者“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9],指出他们没有注重对社会现实的考察和理解“圣人〞思想的真意。他这种思想方法是进步的和值得肯定的。荀悦的德刑观实际上是给统治者开出了一剂济世治民、稳固统治的良方。 虽然荀悦讲求伦理观念对人的标准,但他同时也主张“明制〞。“制〞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和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他认为“先王之政,以制为本〞,提出要有一个整肃的统治秩序,“上有帝制那么政不颇;下有帝制,那么民不二〞,[17]把维持一个“制〞看成是政治安定的保证。有了“制〞,就是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统治秩序的框架,使不同层次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享受不同的权利,使其安于其位,“位必称德,禄必称爵〞[6],不相变乱,于是天下太平,籍以此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荀悦进而指出,要到达尧舜那样的治世,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得象尧舜本人那样,而是“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去践行他们那个时代的“制〞和“道〞。尧舜也只是因为践行了这种“制〞和“道〞才成为尧舜,否那么不过常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同样,“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人人也可为桀纣。“制〞、“道〞“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5]希望帝王行尧舜之制。同时,他对不从“制〞提出警告,“一物不称,那么乱之本也〞[6],认为每一件事物如果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观念要求,都会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乱“制〞是政治混乱的根源,“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9],要求帝王谨慎行事,针对西汉的情况,他对汉武帝封公孙弘为侯提出批评,指出不依据功绩而是依据地位封侯,不合于制度,他认为诸侯王只是“有分土而无分民,王者其一统,以御其政〞[6]而已,这才是符合“制〞的要求的。如果越制,容易出现“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乱,威胁皇权,因此要求皇帝谨慎从事。他甚至认为刘邦“白马之誓〞也是违制,是错误的。“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他说:“假设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18]因此,他主张提高君权以统镇诸侯,要靠“明制〞来完成,并引用尚书:“法惟上行,不惟下行〞之训来进一步说明“明制〞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威,“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17]他讲“道义〞,说明“明制〞本身也存在一种“伦理内核〞,然而,“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9]也是受其通变思想支配;认为“制〞是“期于应变,济时也〞,[4]那么反映出其政治思想的灵活性。但无论如何变通,都不能损害君权,不能中断汉统的延续,“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概,其致一也〞,[7]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由此可以体会到荀悦为挽救东汉王朝真是不遗余力、用心良苦。 荀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目的是挽救一个分崩离析了的、不可救药的东汉王朝。这是不合时宜的,反映了其迂腐、落后的一面。然而其政治思想作为东汉末年社会思潮的一局部,显示了那个时代思想多元化开展和各家学术合流的趋势,为我们全方位地认识东汉社会提供了思想素材,同时也为探讨古代政治思想史准备了资料。 参考文献: [2]夏增民.试论荀悦政治思想的哲学根底[j].洛阳师专学报,1996,(4). [3]荀悦.申鉴·政体[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荀悦.汉纪卷22[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荀悦.申鉴·杂言(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荀悦.汉纪(卷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荀悦.汉纪(卷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荀悦.汉纪(卷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荀悦.汉纪(卷2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023]荀悦.汉纪(卷16)[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1]荀悦.申鉴·杂言(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荀悦.汉纪(卷2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3]荀悦.汉纪(卷2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荀悦.汉纪(卷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5]荀悦.汉纪(卷26)[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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