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文笔之辨与刘勰文笔观.docx

文笔之辨与刘勰文笔观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表达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开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关键词]文笔之辨；刘勰；文心雕龙；文笔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06-0084-06 　　潘华，广东药学院人文社科部讲师。（广东广州 510006） 　　一、“文笔之辨〞的历史状况及实质 　　在唐代“古文运动〞发生之前，特别是在南朝时期，随着人们文学审美自觉意识的提高及声律对文学影响的扩大，盛行着一种文章分类的标准――“文笔说〞。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里“文〞与“笔〞对举，其区分标准是有韵与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的概念的一种普遍认识。后人在研究“文笔之辨〞时常引用的文献，除文心雕龙外还有萧统的（文选）序及萧纲的金楼子等。事实上，当时并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笔说〞，使得“文笔之辨〞停留在区分层次而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争辩，“有韵为文〞的文章正宗概念也得到了默认。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不用韵的“古文〞取代骈文正宗地位。并形成了上千年的垄断。人们培养了写文章不必一定用韵的意识，“文〞的概念发生转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笔之辨〞自然淡出人们的视野，后人甚至弄不清其真实内涵，“唐宋以降，此谊弗明〞。直至清代中期，阮元重提“文笔之辨〞，借孔子之名重申“文〞的正宗概念，将批评矛头直指唐宋以来盛行的“古文〞：“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态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此后，围绕是否同意阮元观点，在“文笔说〞的内涵、意义、分期、“韵〞之含义等方面形成了广泛的争辩，刘师培、章太炎、黄侃、逯立钦、王肇祥、范文澜、罗根泽、郭绍虞、王运熙、罗宗强等学术名家对此都有深入研究和重要论述，使“文笔之辨〞成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笔之辨〞内容丰富，涉及诸多具体问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什么是“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答案，六朝时人们普遍的认识是“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这是用“韵〞这个特征对文章作大体上的区分。这种界定并不严谨，当时的“文〞概念与今天的“文学〞概念有很大差距，这是时代变迁导致观念上的变化造成的。但这种区分表达出两方面的倾向。 　　一是“文〞的纯化，“文〞这个概念缩小了，从一个广义的“文〞缩小为狭义的“文〞。“笔〞虽然也附属于广义的“文〞，但已被剥夺了被指称为“文〞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在广义的“文〞下面虽然包含了狭义的“文〞和“笔〞，但人们并没有对狭义之“文〞另外取名以有别于广义的“文〞，而是让有韵的狭义之“文〞占据了“文〞之正宗地位。这种“文〞的概念的纯化反映了当时重韵律和文采的倾向。有学者认为“文笔之辨〞类似于今天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或者是将文学与应用文区分开来：“是故以文、笔对举。那么虽不无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为近。〞但今天所谓的纯文学与杂文学并不是以有韵无韵来区分的，六朝时“文〞的概念里有相当多的文类，诸如“诔〞、“祝〞、“铭〞、“杂文〞等，在今天看来都是应用文或杂文学，而归为“笔〞的从“史传〞中演化而来的小说以及“论说〞类文章，反而是今天文学概念里的纯文学品种。所以即使六朝时人们有纯化“文〞概念的倾向，但其与今天的纯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不能机械地等同看待。 　　二是“文〞的审美化，因为“韵〞是一个带有审美性特征的概念，在对“韵〞的使用和鉴赏的过程中，有韵之“文〞比无韵之“笔〞更要多出一项重要的审美体验。但对“韵〞的审美体验仅仅是文学审美中的一个局部，以“韵〞为标准对文学审美提出要求并作为“文〞的本质特征，这本身就是以偏概全。这种对“文〞的概念的审美化要求同样与当今审美理念有较大差距，这使文学作品的审美偏于韵律形式，而对文学在人性思考、社会哲思、人物造型乃至散句错落等方面带来的美感都不重视了，柔艳无骨的“齐梁诗风〞就是这一审美路径上的典型产物。 　　学界一般认为“文笔之辨〞是文学自觉的产物，正是基于其有纯化和审美化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与当今文学观念不同，其意义不宜人为拔高。王齐洲先生指出：“文笔之分确实反映了六朝人的文学观念。不过，这种文学观念并不如人们常说的是一种新的纯文学观念，而只是充实和强化了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些根本而又重要的内容，它在本质上是属于传统的而不是近代的。〞由于文心雕龙直接论及“文笔之辨〞，而刘勰在撰写时又直接“论文述笔〞，所以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具体情况的一个窗口。 　　二、刘勰的“言笔之辨〞 　　在总术中，刘勰谈及“文笔之辨〞时，针对颜延年关于“言〞“笔〞关系的论述提出质疑，“文笔之辨〞因而又延伸至“言笔之辨〞。 　　总术云：“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那么言而非笔，传记那么笔而非言。〞饶宗颐先生分析说：“略窥梗概，测其意似颜氏区为言、笔、文三等，而以史传归人笔之范围，笔亦言之有文者也。〞由此可知，颜延年是以文采来区分“言〞和“笔〞的。他认为：“笔〞是“言之文〞，“言〞、“笔〞、“文〞分三等；“笔〞相对于“言〞来说，是文采丰富的，并以经传为例，经典是“言〞，传记是“笔〞，传记比经典更有文采：“笔〞因为有文采而被称为“言之文〞，居于正宗地位的有韵之“文〞相对于“笔〞来说，自然文采更盛：就文采而言。三者有优劣之分。有学者比较理解颜延年的区分方法，甚至认为刘勰对其批评难以自圆其说，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刘勰对颜延年的批驳一针见血，正确的“言笔观〞正是为正确的“文笔观〞打下根底。刘勰从三个方面对颜延年展开批驳。 　其一，批驳颜延年的“言〞“笔〞区分方法。按颜延年的说法，“言〞与“笔〞的区分依据是文采，而刘勰提出的“言〞与“笔〞的根本区别在于口语与书面语之分，“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日‘笔〞’。刘勰的这种区分方法是传统认识，“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直言日言，论难日语〞，这已是一种常识。其实颜延年并非不知“言〞的口语特征，只是他在“言〞、“笔〞对举以说明文采作用时，将直录口语而文采较弱的经典当成“言〞了。而早期的经典确实有直录口语的状况：“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这就难怪颜延年会犯此认识错误了。 　　其二，批驳经典“言而非笔〞的例证。经典到底属于“言〞还是“笔〞，这是刘、颜辩驳的一个核心问题。颜延年将经典划入口语体系。不仅因为其有口语特征，更是文采弱的表现：而刘勰认为经典是书面作品而非口语，已经“出‘言’人‘笔’〞了，他以易经里的文言篇为例，说明经典中也有文采，和“笔〞一样也是“言之文〞，何以能说经典是“言〞而非“笔〞？刘勰的批驳是有力的，有学者认为文言篇是孤证，但诗经这样的经典也会被认为文采缺乏吗？正是由于颜延之将“言〞和“笔〞从文采多少的外表特征人手进行区分，而没有从口语和书面语的根本性质上去区分，导致他对经典划分错误。 　　其三，批驳“言〞“笔〞优劣论。刘勰认为：“‘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分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即对经典的评价标准是典奥，不赞成以文采多少为标准用划分“言〞和“笔〞的方式对经典传记定优劣。刘勰的批驳对象是颜延年，颜用“言〞“笔〞划分经典传记来分优劣是很明显的了。由于经典是书面作品而非口语，所以颜延年将经典定位于“言〞而用“言〞“笔〞优劣论去衡量经典。这是不适宜的。文心雕龙崇尚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颜延年将“经〞划为“言〞并用文采评判它，自然是刘勰所不能接受的。刘勰反对“言〞“笔〞优劣论，为他反对“文〞“笔〞优劣论打下根底。 　　三、刘勰的文笔观 　　面对时人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刘勰到底持赞成还是反对的意见？学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赞同或认为反对，对此，我们应作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 　　认为刘勰赞成“文笔说〞的占上风。学者们注意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文述笔〞，自觉地将文类以“文〞和“笔〞区分，似乎是“文笔说〞的实践者，这几乎是铁证如山了。刘师培先生说：“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 　　当我们将总术篇读通，那么会发现刘勰并不陷囿于“文笔之辨〞。总术开篇用“今之常言〞引出当今“文笔之辨〞的普遍认识，但紧接着说：“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这是指出近代以来形成的观念与古之观念不同，“文以足言〞说明在古代观念里，“文〞是用来丰富“言〞的，从“理兼诗书〞可看出在古人观念中“文〞包括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因为诗是有韵的，书是无韵的。刘勰在此提及古今“文〞观念的比照，实际上是提醒人们古代“文〞观念并不是现在这样的，隐隐暗示出自己尊崇的是古之观念。接下来批驳颜延年的“言笔优劣论〞，实际上隐含着不同意“文笔优劣论〞。在批评陆机文赋后，刘勰感慨：“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言之选〞指的就是“文〞，按照古代“文以足言〞的观念，“言〞是要选“文〞来表达的，可见刘勰遵从的是“文以足言〞的古代“文〞概念。其实这也可以解释刘勰为何会“论文述笔〞，不管“文〞还是“笔〞，都是统一在“文心雕龙〞这个“大文〞观念中的。假使刘勰同意时人之“文〞观念，就不会在文心雕龙中将“笔〞放进来，而应专注于论“有韵之文〞了。事实上，刘勰的“文〞概念不仅没有被“有韵之文〞所限，而且突破了文章概念，扩展到“天之文〞、“道之文〞、“物色之文〞，情采篇还提到“形文〞、“声文〞、“情文〞，由此可见，刘勰脑海中的“文〞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一切与文相关的因素都考虑到了。 　　看完总术后面的局部那么会对刘勰的文笔观有更清楚的了解。总术篇主要是强调“术〞之重要，而且要懂得“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因此称为“总术〞。“总术篇的‘术’，包括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文章正确的体制和规格要求。〞第一段引入时人“文笔之辨〞的观念后，第二段表达对这种重文采观念的忧虑，“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由于重文采而放弃研“术〞，这就造成评文标准倾向于文采而使好坏文章不易区分，因为“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前面一组是好文章，后面一组是坏文章，前后比照，大家特点都近似，因此很难区分。接下来直接指出：“‘伶人告和’。不必尽窕榔之中：动角挥羽，何必穷初终之韵。〞指明写文章不必只追求“韵〞，更重要的是要做“通才〞。而“才之能通，必资晓术〞。强调“术〞的重要性，而且要“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不能局限于某一种文类体式。至此，刘勰不主张作文只追求“韵〞的观点被完整地表达出来。最后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文场〞和“笔苑〞相提并论。这里的“术〞并不限于“文〞之术，也包括“笔〞之术，刘勰对待“文〞“笔〞是一视同仁的。 　　综合来看，刘勰是崇尚上古之“文〞概念的，文心雕龙对当时的“文〞和“笔〞兼容并包。另一方面，他对“文笔说〞也不强烈反对，而是将“文笔说〞看作文类区分的标准，并用“论文述笔〞加以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