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docx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教育传统、思维方式、形上追求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化比拟，中国传统文化高扬人文精神，竭力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西方文化那么高扬科学精神，竭力将人生科学化、逻辑化。这种不同的偏向显示了两种文化的各自特点，其优点与缺点都包含在各自的特点之中，现代新文化建设正是对以上不同特点的扬弃与综合。 关键词审美倾向人文精神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聂振斌，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勿庸讳言，中国文化为华夏汉族所首创，并且在保持开展这一文化传统中，华夏汉族始终处于主导的、中心的地位。华夏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同周边的兄弟民族频繁交往，互通有无，不断融合，而通婚与混居那么是融合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民族友好往来中，华夏汉族都比拟主动、自觉。一方面，从兄弟民族中吸取文化营养，开展自己；同时又把自己的先进文化毫无保存地传播、渗透到兄弟民族中去，使其“同化〞，共同前进。华夏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战争、也有武力征服的时候，但它不因自己的强大而掠夺异族人充当自己的奴隶，这与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它也不因自己的文化先进而强迫异民族接受，没有文化侵略之谓。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也是很明显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与创造这种文化的华夏汉族一样，具有浓厚的亲和力和同化力（或曰软化力），很少有西方文化那种机械性与排他性。在这种文化熏陶下，造就了中国人一种甚为宽大的民族观念，不以狭隘的血统界线自封自限。尤其是华夏汉族，因其抱着宽大通融的民族观念，才能不断地与它周围的民族融合，华夏文化也才不断地扩大其影响范围，民族与其文化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钱穆所说，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1—152页）他又说：“在西方史里，同一雅利安民族，随着历史进展，而相互间日见分歧，结果形成许多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小派。直到现在，假设非先认识此各支派的界线，便无从了解西洋史。但在中国，那么上古时代，虽然有许多关于民族或民族间的分别名称，常使读史的人感觉麻烦，但越到后来，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体。秦汉以后的中国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线之存在。这不可不说亦是中西文化演进一绝不同之点。因此在西洋史里，开始便见到许多极显明极清楚的民族界线。在中国史里，那么只说每一部族都成为黄帝子孙，这正是中国古代人心中民族观念之反映。〞（同上，第44页）中国人自古以来抱着如此宽容开通的民族观念，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文化根据的。华夏汉族形成之初，其成分就不是单一的。它不是由一个氏族开展而成，而是由多个氏族、部族融合而成。它开展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吸收、同化周围的少数民族成为自己的一员，因而才有今天这样十多亿的宏大的民族队伍，并且汉族与几十个比自己小得多、也落后得多的民族和睦相处，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重视亲情，以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处事中庸，反对“过〞与“不及〞。它所创造的文化，其特点与这种民族性格完全一致。与西方人那种好斗，总想扩张自己、征服异己（自然与异族）的民族文化性格很不相同。在扩张、征服的文化精神驱动下，西方国家于近代崛起，并靠掠夺异民族和殖民地（中华民族也是受害者之一）而称霸世界，这种结果反过来又提高了西方文化的世界地位。也许因此自本世纪初以来，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型的，保守的，因而应该抛弃这个文化传统，另造一种新的文化。这个结论是很轻率的，也是武断的。正是这样一种结论，几十年来人云亦云，形成一种固执的历史偏见。中国传统文化封闭吗？保守吗？看看以上历史事实，想想中华文化持久不衰的生命力，是封闭型、保守型的文化所能到达的吗？中华文化形成、开展的地理环境同欧洲大小差不多，由它影响而造成的文化圈比欧洲大得多，多大的界线内才算“封闭〞呢？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不仅与同自己毗邻的民族、国家频繁交往，而且到远隔崇山峻岭的“西天取经〞，跨海远航去亚非一些国家经商或文化交流。并且以贵客或允许当朝作官款待从“西天〞或西方或东瀛来的“异类〞，一个封闭型的文化能有如此大的胸襟吗？正是在这种广泛交往中，才使中华文化不断更新，不断开展，能说这种文化是保守的吗？ 要对中西文化进行真正的比拟研究，必须彻底抛弃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而建立一种平等对话态度，否那么是得不出一种有益的结论。按照全世界人类文化已往的成绩而论，现在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是古希腊，希腊文化灿烂时期，正是中国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古代文化辉煌时期。三千多年来，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遥相晖映，争奇斗艳，各按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地开展，不少方面不谋而合，表达了人类历史文化开展的共同规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对人类作出了自己特殊的奉献。 中西文化是在很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中形成开展的。因此从价值取向、精神追求来看中西文化，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唐君毅曾以“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对〞来比拟中西文化的不同（见中西哲学思想比拟论文集，从这一视点进行比拟的人很多，见解也大同小异）。后来他又从中西文化所重视的领域的不同，以比拟其精神之差异。他说：“吾将自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而论其文化为科学宗教精神所贯注支配。自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而论其文化为道德与艺术精神所贯注。〞（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89页。）这些见解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给人以启发。我也不揣浅陋，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讨论、批评。我认为西方文化竭力将人生科学化、逻辑化，而中国文化那么竭力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中西文化都很重视实际，西方文化重视物质实践，讲究应用，讲究实惠，中国文化重视道德实践，讲究身体力行，讲究情义。中西方都有形上追求，西方通过宗教来实现，中国通过艺术来实现。这些不同，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一、教育——充分运用美感形式，艺术教育占重要地位 教育，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言，都是文化的。这在中西方都不能例外。但中西方教育的内容各有偏重，教育的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事实。概而言之，中国自上古直至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教育上重视人文学科，重视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将教育艺术化，审美化。而西方那么重视科学教育，重视知识技能和智慧的培养，道德教育也多从知识、“律令〞入手，不太强调情感陶养，本以情感陶养为主的审美教育，也强调认识功能。而且教育多为教会把持，因而宗教气味较浓。 中国自古就有“先王乐教〞的历史传说，并为先秦两汉诸子所津津乐道。很多文献记载：舜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尚书，舜典中说，舜任命夔作典乐官，以教胄子。这些记载真实性如何，姑且不管。它至少说明自西周以来的圣君贤相以及哲人们是非常重视乐教的。周朝开国之初，周公便制礼作乐，以稳固统治，维护秩序。礼乐既是政治制度、道德标准，又是教育的根本科目。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总结西周以来礼乐教化的经验用“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他的学生，礼乐已失去政治功能，完全变成教育科目。中国古代的乐是音乐、舞蹈、歌诗三位一体的综合体艺术，乐教，用现代话说就是艺术教育。孔子十分重视乐教，并把乐教放在礼教之上，认为是人格修养的最后完成，使道德进入最高境界，即他所说的“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也。其后的孟荀及汉儒都继承孔子的思想并作了发挥，特别是荀子的乐论，汉人所写的乐记，对乐的产生、性质、功能及其与礼的关系，都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孔子时代，随着社会的开展，诗乐已经分途，诗作为文学的独立地位已经确立。孔子也十分重视诗教，经孔子删定，编辑了中国第一部诗集——诗，并且对诗的教育功能作了理论发挥，奠定了长达二千多年的诗教传统的理论根底。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人文精神，在孔子之前的漫长的古代教育实践中已经定型了，经孔子及儒家学派的理论发挥，使这一教育倾向更加自觉，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后，中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偏重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没有根本改观，甚至比古代更偏重了。汉代置易、书、礼、诗、春秋五经博士，以教弟子，明清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作启蒙教材，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易、礼、诗、书、春秋）作为整个教育的根本教材，科学教育根本没有地位。西方中世纪，有人总结古希腊的教育经验，把教育内容归纳为“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与中国古代教育科目相比拟，各自的偏重是十清楚显的。西方重视科学精神，重视掌握知识和普遍法那么，重视思辨才能。即使有人文方面的教育，看重的是语言学，而非文学。属于情感教育，只有音乐一科，在整个教育中所占的分量要比中国轻得多。 中国古代教育在方法上也是很独特的，一是充分利于美感形式于教育，古人称之为“美教化〞（毛诗序）；二是重视典范教育，很少抽象说教，不太讲什么“定义〞、“规那么〞，整个教育过程不离开感性具体活动。例如，讲诗、讲古文，教师并不首先解释诗句、文义，也不讲什么主题思想等抽象概念，不是要你先理解，而是要你先体味，所以只是教你诵读，而且摇头晃脑，音调要抑扬顿挫，富有音乐节奏感。讲习字书法绘画，不是抽象地讲规那么、方法，而是要你首先临摹前人的成功之作，在临摹中逐渐领悟规那么与方法。戏曲、工艺等，更无讲义、教科书之类，甚至师徒根本就不识字，因此师傅怎么唱，你也跟着唱，师傅怎么做，你也跟着怎么做。在艺术教育上，中西方都有“模仿〞一说，但内容大不一样。西方是模仿自然，模仿现实，中国是模仿人工，模仿他人；西方的模仿是目的，是为了再现现实，中国的模仿是手段，目的到达，手段也就不需要了。不仅艺术教育如此，其他教育也要模仿典范。正如蔡元培所说：“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依傍前人，入前方可变化，不必拘泥。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开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参加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术遂以不能独异。〞（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选拔和任用人材，其标准也是看重人文方面。汉代官吏的来源，一是京师的太学的博士弟子，一是郡县推举的孝廉、茂才，都是学儒读经之人，并不管他有无科学知识和技能。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科考的主要内容是诗赋和明经，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也有设科的时候，却从未占据重要地位。明朝科考，改作八股文，其内容是按朱熹所注“四书〞、“五经〞的范围进行发挥，科技方面也同样没有地位。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全面开展，经常使用三项标准，除道德标准外，还有“才〞、“艺〞两项。“才〞是才干，“艺〞是审美能力，即对诗词书画琴棋等是否有修养，是否有鉴赏眼光。人们说某人多才多艺正是一种赞扬之词。 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整体把握和洞观感悟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也不太相同。形象思维、洞观感悟和整体把握始终是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式，而不太善于西方那种逻辑推理、解剖分析。王国维在接触西学不久就发现了这种差异。他说：“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假设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alization之二法，故言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特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那么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那么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