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董仲舒政治思想述评新编.docx

董仲舒政治思想述评 述评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内容提要】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为“一代儒宗〞。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吸收融合了法、墨、道、阴阳家的思想，从而构建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它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开展影响重大。【关键词】 ：董仲舒大一统三纲五常天人合一教化仁政 正文： 经历了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主义桎梏的短暂寂静，以及汉初70多年的黄老思想治政，中国文化在汉武帝时代转入了它的又一个开展顶峰，出现了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确立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儒学。 一、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前179年—前20234年），河北广川（今河北XX县区）人。少治公羊春秋，景帝 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概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武帝举贤良策问古今之道，董仲舒连上三策受到武帝重视，所言多纳之。其后出任江都王相十年，又被公孙弘所嫉，出为胶西王相。后告病辞官，归家著述讲学。此间仍受到武帝的重视，“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2）董仲舒是西汉初期的公羊学大师，官位不高，但对政界和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春秋决事比、春秋决疑、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和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二、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政治理论以儒为主，将阴阳五行、法、墨、道家的学说融为一体，相对较完备，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开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从天人关系论证君权神授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范畴，因此自然也是董仲舒论述的重要思想之一。他认为“天人一也〞，人受命于天，人为天所生。“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3）“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曾祖父也。〞（4）既然人是天创造的，因此人的命运取决于上天。董仲舒在评价周朝兴起时说“此天之所以兴周国也，非周国之所能为也。〞（5）因此政治的兴衰，王朝的更迭以及人类的一切都决定于天的意志。但是天的意志不是直接作用的，而是借助于天子作为中介而作用于人类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6）“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7）这便是君权神授说。因此他认为天子在政治中居于绝对权威性的地位。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海内之心，悬于天子〞（8），“天地人主一也〞（9），“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杀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2023）。这一思想的提出论证了君权的至上性以及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指出君主决定人民的命运，从而使人民忠于君主。表达了其为封建君主专制效劳的目的。 另一方面，董仲舒认为，君主虽有无上的权威，但也并不是毫无限制的。他说“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11），也就是君主要以天道作为政治活动的摹本，君主的政治行为要遵循天的规律。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天之四时是春夏秋冬，王之四政是庆赏罚刑。君主进行政治活动必须与四时相配合，这样才能保证政治运行的规律性和秩序化。另外他还认为灾异是天对君主的警告和谴责。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12），“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3）。灾异代表政治上的失误和君主的过错，代表天对君主的警告和惩罚，因此君主要善于通过灾异来自我反省，检查政治措施上的失误。董仲舒试图在不损君主绝对权威的前提下提出“四时之政〞和“天谴说〞来约束君主，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只能是从观念或道德上的威慑，是很微弱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和抑制君主独断专行的事实。 二、大一统的专制主义 汉代初期，鉴于全国政治经济的特殊状态，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状况已迥然与前，到汉武帝时，国力已经极其强盛，黄老思想已经不适应此时的政治经济的需要，加之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概和颇富进取冒险精神的个性也不可能满足黄老清静无为的政治实践，因此一种新的指导思想诞生了，那便是董仲舒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思想。 何谓“大一统〞呢。在天人策篇中有所解释，其主要意思可以概括为：春秋倡大一统，以一元为始而正本；王者乃国之元本，上承天意，以正朝廷，统百官，壹万民，率四方，为此，王者必须独尊孔氏，而罢黜百家，灭邪僻之说。由此可见他的大一统思想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政治上的统一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政治上的统一理论包含三个方面： 首先，提倡君权天予说，通过解答君权合法性的方式论证君权至上性。前面天人关系里已作了详细的论述。 其次就是通过辨析名号，为政治统一树立认识标准。他认为“名者所以别物也〞（14），即名是区别事物的名称或概念。他认为物必有名，名的制定权由圣人执掌。“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15）。“名者圣人之所真物也，名之言真也〞。这样名号一旦制定，就有真理的韵味，是人民认识事物和审辨是非的标准。“故正名以明义也〞。正名作为一种方法论有助于促成社会政治关系的标准化和标准化。董仲舒说：“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他把名号视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天子的名号说明君主是天之子，身份至尊。黎民百姓，最为卑贱，“民者，暝也〞，注定作帝王殿下的泥土。其他的贵族也依据各自的名号与君主形成不同的附属关系。“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天下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16）正名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秩序。 最后，董仲舒提出了“强干弱枝〞纲领。即强化君权，树立君主的绝对主宰地位，抑制群臣百官。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17）人君为国之元首，上承天意以统一一国之民，统一一国之政令，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下应以一为原那么效忠君主，一切以君主为重，一切服从君主。 政治上的专制必然要求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即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 依董仲舒看来，思想混乱导致政治混乱，百家邪群之说不利于一统天下。唯有儒家讲求大一统。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8），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用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力来统一禁锢人民的思想言论以及意志。只有思想统一了，人民的行为才有准那么，才能稳固维持政治的统一。而到达“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也。〞（19）思想统一导致政治统一，这是董仲舒的重要论点。 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在朝中开设太学，设五经博士。培养大批精通经学的学生，充实各级政府机构。儒学兴起，并由民间的学术跃升为官方政治学说。但从此，知识成为权力的附庸。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历史开展的必然，也是对先秦以来统一思想的总结。大一统的思想对于保持国家的统一，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并强化了对老百姓思想的控制，禁锢了思想的自由开展。 三。阴阳合分论与“三纲五常〞的礼制 董仲舒的天是一个有着内在秩序的运动着的体系，“天道之常，一阴一阳〞（20）“天执其道为万物主〞（21）。董仲舒基于这种阴阳之道提出了阴阳合分论。，他说“凡物必有合〞，世间任何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对应的。如上下，寒暑，昼夜，君臣，夫妻，父子。这些关系都受阴阳之道的支配，例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之道的内在顺序为阴兼于阳，阳制约阴。表达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就是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阴阳合分论将整个社会一分为二，而又合二为一，形成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两方：一方是君、夫、父，使天生的主宰；另一方是臣、妻、子，是天生的附属。董仲舒言：“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22）。这三对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政治关系，其间的主从关系那么是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原那么，即“王道之三纲〞，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类社会就是由无数这样的主从关系叠垒而成，君主位于顶端。 为了提高三纲在标准政治与社会关系上的有效性，还需要一系列道德守那么，即五常之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核心是仁义，这是调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要求。他说：“人之法在爱人而不再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23）。他认为仁的重心在爱人，义的重心在正己，这才是仁义的真谛。简单说来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于礼，他认为礼与天道齐等，与阴阳同化，“夫礼，继天地，体阴阳，…….，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故之级者也。〞（24）。礼就是制定威仪，区别等级的具体规定，同时礼用来节制人的性情向着更善开展。关于智，他认为智是以仁义为内容的能够区分是非黑白的智慧，并认为仁智并重，“必仁且智〞。仁和智的关系是仁是爱人的情谊，智是保证你正确施爱的条件。二者相须相行，不可或缺。关于信，董仲舒在孔孟之信，即朋友之信和为政者之信的根底上，将忠移入信的概念中，强调人臣对于君主尽忠就是信。 三纲五常在稳固汉代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政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与天地阴阳五行联姻，为君臣、父子、夫妻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找到了哲学依据。它强调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表达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护和肯定，因此适合专制集权开展的需要。但是却强力的束缚了广阔人民群众，阻碍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以德治天下 在治国政策上，董仲舒秉承儒家的传统认识，选择以德治为主。鉴于秦亡的教训，他坚决反对以法治国。他认为以德治天下有两个方面。 其一，行教化。董仲舒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25）为什么这样呢。他从人性里找依据。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天所赋予，“人受命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26）这里董仲舒否认了孟子性善论，既然“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27），那么王教之化就十分重要。董仲舒极其重视教化的政治功能，把教化喻为堤防，认为假假设堤防毁坏，必然奸邪雍溃，“刑罚不能胜〞。实行教化的主要方法是：“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28），即广泛教育，宣传“三纲五常〞，“仁义之德〞，使人民都忠诚和顺应君主。 其二，施仁政。董仲舒认为仁是天固有的德行，君主效法天道治理天下，就要推行以仁治国。他考察时弊，追究根源。认为当前最严重的危机就是贫富对立，“大富那么骄，大贫那么忧。忧那么为盗，骄那么为暴〞（29）。为了消除危机，就要推行仁政，“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30）。具体做法就是严禁统治者与百姓争利。具体措施有“限民名田，以澹缺乏，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等等。董仲舒深知民是君的统治对象和财力之源，百姓生活相对稳定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他设想通 过对统治者的某种限制，使“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31）只有保障民的根本生活要求，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统治者的物质利益和稳固君主政治的社会根底。这就是董仲舒倡施仁政的真正目的。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董仲舒强调的以德治天下，并不是排斥刑罚，只是认为不可专任刑罚。应该以德治为前提，教化刑狱二者相辅相成，“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32）教化与刑狱虽方式不同，但意义都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效劳的。他认为德与刑的施用比例是百与一，恰如天之“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