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之研究.docx

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之研究 党的十7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不断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将会从根本上保证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将更有利于优秀人才向党政机关集聚。随着县域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开展，各行各业，各个工作领域都迫切需要优秀领导人才，因此，对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对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也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保证基层领导干部队伍中各类优秀人才比例动态平衡是县域干部工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这样的目标，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我们分析认为，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各地不乏有些积极的实践，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将之作为一个战略性的课题提出来，通过深入的调查，进行理论性的研究尚不多见。为此，我们在年3月初专门成立了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之研究的课题调研组，并采用了查阅理论和个案资料、走访座谈等调查方法对本课题进行了广泛的、多角度的研讨。课题组详细查阅了有关的文献资料、政策法规和各地通过公开选拔形式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的个案实例，查阅了自年以来x区开展公开选拔工作的卷宗文档。查阅了现有区委管理领导干部队伍中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上来的干部档案16份，对这些干部的成长经历尤其是被选拔到领导岗位前后这一时间段的相关背景信息进行了认真考查。通过走访座谈，听取了区域内36名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的领导干部本人、所在单位“一把手〞及从事过干部工作的相关同志对该课题的意见。在综合调研分析的根底上，就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的假设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希望有利于推动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工作。 一、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的可行性分析 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是干部工作内在规定性、历史经验延续、时代开展需要等诸多因素揉合以后的必然趋势，既具有历史规律性，又具有现实可能性，大到社会政治环境，小到一地一域的实际存在，我们都能看到其可行性。 1、当代中国政治环境的宽容性。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开展，不仅为社会的政治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根底和物质前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社会文化根底。市场经济的根本精神是公平和竞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把商品视为“天生的平等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中，人们确立了平等意识和平等观念。这种平等意识和平等观念又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影响到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极为普遍的政治竞争制度。同样，我们在培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毫无疑问地也在培育着人们的平等观念和竞争意识；在经济领域大力提倡公平竞争的同时，毫无疑问地也使人们产生了在政治领域公平竞争的需求。干部选拔作为政治领域的重要资源配置方式，理所当然地将为人们所关注。诚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当经济生活的领域里竞争已经习以为常时，政治生活领域的竞争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与转移〞过程，逐步孕育出了一个相对自治的政治空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源于内部“人性的需要〞和外部竞争的“示范压力〞，伴随着制度进化和文明开展，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正逐步走向开放与宽容。这为党政机关以外的人才步入领导岗位翻开了体制性大门。 2、国家统治的历史继承性。从历史上看，在统治阶级管理层以外选拔官员是历代统治者的重要人事决策，科举制度伴随千年封建社会，一局部出生贫寒的乡间人士凭借科举的时机进入到统治阶级的管理层。新中国成立后，在基层党政机关，更是有大量的社会人才被不断地发现、提拔到领导岗位，在行政村组织负责人岗位上被提拔担任乡镇（公社）领导干部也比比皆是。他们的进入，对于推动整个基层社会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他们那套在基层社会跌打滚爬中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成为开展群众工作的“灵丹妙药〞。当然，那些时段的人才进入还是比较粗放，有着明显的人治烙印。但其中也不乏有精华，确确实实发现了人才、培养了人才，为国家选拔管理人才找到了规律性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继承历史也是不能无视的。 3、经济开展和社会事业进步的自然选择性。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要在解决各类复杂的矛盾中推动经济开展和社会进步，关键在于党政机关的决策层。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基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从机关中产生占有绝对性的比例，而且他们从开始工作到退休，始终没有离开过机关。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队伍这种来源的单一性和他们工作环境的同一性，会导致习惯使然，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领导干部的意志和阻碍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并使之对于知识的更新缺乏更高层次的追求，从而对新问题的解决方式始终处于一种原始的概念性认识，始终处在求稳状态，无法打破思维定势，作出超常规的改革行为。入世之后，全球性的人才短缺引起的包括党政人才在内的人才争夺战十分剧烈。根据国家人事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四类关键性人才严重短缺，一是高层次人才，包括高级专家和高级管理人才；二是高新技术人才，包括信息、生命、新材料、新能源、再生能源、空间、海洋、环保和软科学等八大领域人才；三是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才；四是高级金融保险人才。而现有的上述四类紧缺人才也主要分布在企事业单位、中介机构等领域。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多样性，科技开展和文明进步的前沿性，要求政府是一个多面手，能够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要做到这些，人才是首先必须解决的，因此，各行各业人才进入党政机关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4、党政机关以外人才的可补充性。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人才管理体制的不兼容性，大批优秀人才集聚在农村、企事业单位。这里以x区域为例，x是年建区，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国内生产总值达133.8亿元，财政收入超25.1亿元，正在开展成为现代化滨海XX县区，在经济快速增长，实现质的飞跃过程中，x区域吸纳人才的总量也有了显著提高，x区人才的拥有量从建区时的2022名增加到30270名，其中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人才总数的16.8％，三分之二以上企业大专以上学历人才的拥有量占35％左右，有局部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拥有量已到达45％。这些人员，在大开发、大开放、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不断得到锻炼，自身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有些已具备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所必需的根本素质，等待被选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围绕如何参与社会活动而展开。因此，当这些人员在工业生产领域具备了生产专业化水平后，适度地参与政治和公益性活动，便成了社会和个体共同的愿景。在农村，我们也能看到可喜的情况，一大批有知识、懂专技、接受过市场熏陶的各类人才活泼在农村社会，如农村基层组织中的领导者、专家型农民、经济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磨炼，他们中的一些精英分子也具备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所必需的根本素质，也等待被选择。市场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两大局部，鉴于公私部门收益的差异以及实现高收益的预期概率，人力资源会发生从政府到企业或从企业到政府的流动和配置。当公共部门的收益高于私人部门的收益并且这种高收益的实现概率符合个体的一定预期后，个体会选择从企业流向政府。因此，干部岗位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职业选择。应该说，有相当一局部人出来竞争领导干部的岗位，这既表达了人的某种职业需要，又说明了人的全面而深刻的开展，因而是社会开明人气兴旺的重要表现。从人的社会意义来看，消极的被动的人不是完全意义的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劳动者，他应该具有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权利，尽管这种选择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会受到种种制度的和环境的制约。 5、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规定性。改革开放以来，就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遍布全国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和公开选拔，已经把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了。选择职业、竞争岗位，已经成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二十一世纪的官员之岗位，也会以一系列制度化的方式向公众开放。干部任用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中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我们党历来提倡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干部任用条例以党内规章的形式将竞争机制固定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是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那么的具体要求，是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作出这样的规定，对于拓宽选人用人视野，选拔各类优秀人才充实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规定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不仅使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范围，从党政机关拓展到企事业单位、农村社区，包括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和社团组织，以及出国留学回国人员等，而且使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领导干部更具可操作性。实践中打破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有利于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并在全社会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干部任用条例的规定既坚持和继承了干部选拔任用的传统方式，又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以最权威的方式指明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努力方向。 6、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干部的效应拓展性。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各地都有一定范围的尝试，总体上都比较成功，其效应拓展性也比较明显。最近几年，x区先后从农村、企事业单位选拔了16名区委管理领导干部，这些干部从农村、企事业单位选拔到领导岗位后，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开始一片光明，从精神到意识，从思想到观念，那种源动力对干部自身进行了充分的鼓励，并在实际工作中也表达了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是他们具有浓厚的为民效劳意识，身处在农村和企事业一线工作，平时潜移默化的工作习惯使他们更加容易接近于群众，对群众的需要和不满也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从而在实际工作中能更加设身处地地为群众谋利益。二是他们具有丰富的基层实际工作经验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对解决一些基层棘手问题总是能想出一些可行方法。三是他们具有较好的敬业精神、朴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工作业绩。四是他们带来了党政机关所没有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文化，创新了工作思路，营造了工作气氛。这些随他们而来的积极效应不仅为政府机关公职人员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而且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的时机平等性与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重要性。这种效应拓展后，为组织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二、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的非均衡性分析 如果把从党政机关与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作些比较，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无论是机制规定，还是实践操作，都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性，这些非均衡性因素共同构筑了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基层领导干部的壁垒，影响了整个基层领导干部的平衡选拔。 1、国家机关对体系外人员的排他性。自古以来，国家机构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从本质上说，体系内与体系外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天地，体系内的特权导致了他们不轻易接纳体系外的力量。人们要从体制外进入到政府体制内部，往往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一方面政府机关内部的准入机制的不健全；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相对差异的观念、心理，导致外来人员进入政府内部工作往往也需要经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适应阶段。 2、社会心理意识问题。迄今为止，“伸手向党要官〞依然被人们视为一些人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不好的表现。当然在事实上，也确实有那么一些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极差的人，削尖了脑袋玩出种种花招厚着脸皮伸手向党要官。然而，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伸手向党要官〞这个命题本身也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讲“伸手向党要官〞这个命题的时候，其潜意识中是把“官职〞视为一种待遇而不是一种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