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docx

天道酬勤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 ：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管理的思想与方式深刻反映其所依赖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文化有其不可阻断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其中的管理思想乃是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开展与创新。管理理论越是能够充分表达社会的传统与文化，那么管理的意义就越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梳理和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撑和基石。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管子；秦始皇；儒家；道家；法家；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G04；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3〕06-0049-06 各种相应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开展，都是特定环境与条件的产物，都与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既是对管理实践的反映、概括与总结，也是管理认识与理念的理论化、系统化与体系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同样如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进行必要的梳理、承启与阐释，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与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与特征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孕育了辉煌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管理思想作为文化与实践的函数，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极为灿烂。 〔一〕管子的管理思想 管子〔公元前770～前476年〕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辅佐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政绩卓著，。管子一书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是战国中后期管子的学生们托老师之名写成的一部论集，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经济学、管理学巨著，也是世界上最早涉及并阐释管理理念及管理思想的著作，可谓“管理之祖〞。管子今本实存76篇﹐分为8类，其主要管理思想可概括为： 第一，“天地为心〞的治理论。管子提出，人君应以天地为楷模，“以天地为心〞，无私无欲。天道产生权，权产生法，以法治国；地德产生义，义产生礼，以德治人。管子的治理论还衍生了宽猛相济、刚柔并举等管理理念。[1]“自利〞的人性观。管子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节。“民，利之那么来，害之那么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2]但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认为“自利〞与“利人〞不仅可以调和，甚至“自利〞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善，既有“自利〞之德，又有“利人〞之德，唯其如此，才不至于有二心。[3] 第二，民富与国富相统一，以民为本和“与时变〞思想。管子强调，国富不否认民富，民富才有国富，民富是国富的必要条件。民富可以多收税，税收增加国家就会富裕。国家要兴盛，一定要民富。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国家的政令，“藏富于民〞并不是以牺牲“国富〞为条件。同时，民富就会安乡重家，从而必尊上畏刑，国家就易于治理。反之，民贫就会离乡轻家，从而就敢犯上违法，国家也就难以治理。[1]管理应表达“民本〞理念。管子曾与齐桓公对话说：“君假设将欲霸王举大事乎，那么必从其本领矣。〞[2]“齐国百姓，公之本也。[2]〞即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评鉴，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2]即“从其四欲〞“去民四恶〞，表达了管子的“民本〞管理理念。治理国家也要“与时变〞，管子特别强调讲求实际，“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话〞[2]是其权变思想的概括。“不慕古〞反对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留今〞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今日的成就；“与时变〞倡导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话〞要求随着习俗一起开展。[4] 第三，“诚信获益〞原那么。管子认为，“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2]诚信之人必得利益，只有让诚信之人富足，人们才会去履行诚信之德。管子主张实施让诚信之人获得利益的原那么以及营造诚信致富的环境。 第四，“德能兼备〞的用人标准。管子认为，国君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才〞置于功绩之上，不因功绩而埋没人才。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否认论资排辈。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1] 〔二〕秦始皇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的突出特点是大一统与集权，最著名的代表者是秦始皇〔公元前295——前210年〕。这位中国的始皇帝13岁继承秦国王位，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一统天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为了稳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措施，包括：〔1〕政治集权。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上建立起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管理方面，大权独揽，三皇五帝合而为一，自封“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政事不管大小，全由皇帝裁决。宏观管理方面，中央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对皇帝负责[5]。地方管理方面，否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各郡、县由朝廷任命长官。郡守掌管全部政务[5]。〔2〕经济集权。秦始皇在经济上也主张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管理：首先，政府直接控制农业管理与赋税管理。[6]值得注意的是秦朝的农业管理，不是只有“田令〞和赋税，而且还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的具体管理用法律的形式作出详细规定，以保护皇族的权利。其次，实施高度统一的货币管理、计量管理和交通管理。统一币制。统一了度量衡，实行全国范围的车同轨，极大地便利了陆路交通。水路方面，修筑了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江[5]。还在交通管理方面设置了很多制度，成为秦王朝统治庞大帝国的有效工具。[5]〔3〕文化集权。统一文字；统制思想，焚书坑儒[6]。秦始皇集权管理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如废分封、立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制，为治理庞大帝国创立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利于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的稳固；另一方面，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压制学术，统制一律。客观而言，秦始皇统六国、筑长城、开灵渠、修坟墓〔兵马俑坑〕等一系列“大动作〞，都蕴含着中国式的古代文化及其管理思想，一系列的宏大工程，在当时，如果没有严格、精细的集权式管理，实在难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