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闻暗访道德困境中的两难选择道德困境的经典案例.docx

新闻暗访：道德困境中的两难选择_道德困境的经典案例 　　2022年3月下旬，又一起“传媒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某传媒记者乔装成患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当作尿液送到杭州10家医院进行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验出“白细胞〞等超标，认定茶水“发炎〞。此事一经报道，引起舆论哗然。 　　“茶水发炎〞事件并不复杂，关于此事件的舆论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3月19日中国新闻网的首发报道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化验出了炎症为开端，相关评论随着事件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和传统媒体的跟进滚滚而来，内容主要是对医德医风的口诛笔伐，其中引人注目的是3月26日人民日报时评“茶水发炎〞折射机制有“病〞，批评医德缺失，直指“以药养医〞的体制。 　　与此同时，一场全国性的医务人员“还击行动〞借助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展开。3月31日13时至4月2日17时，全国92家三甲医院进行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实验。在所产生的136份化验单中，占总数93.4%的结果显示为“阳性〞，即证实茶水确实能“发炎〞。此结果在丁香园网站发表后，舆论开始转向，矛头对准了传媒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以4月9日人民日报时评“茶水发炎〞与媒体责任为标志，舆论传播进入第二阶段：主流媒体的舆论对记者的职业道德提出批评，要求媒体自律；也有意见为记者的行为辩护，形成争论。4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公开对事件做出回应，认为“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化验出了炎症〞的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标准要求，是误导公众，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这随即引发了一波论辩高潮。 　　由“茶水发炎〞事件引发的诸多论争中，记者假冒患者的暗访行为无疑是争论的焦点。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经过调查发现，3309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认为，媒体的这次筹划意在维护公众利益，算得上大快人心之举；而超过四成的人却表示，此举不符合新闻操作标准，背离了新闻职业道德，并且在事实上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① 　　暗访又叫“隐性采访〞，可以分为介入式和非介入式两大类。介入式暗访，即记者假冒各种身份，与事件的当事人交往，以获得新闻信息；非介入式暗访，是指记者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以旁观者的眼光观察，没有介入或干预事件的发生、开展过程而获得新闻信息。②一般情况下，对暗访的质疑多集中于介入式暗访，非介入式暗访引发的争议相对较小。“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的行为属典型的介入式暗访。 　　介入式暗访的成功案例很多，而争议之声也始终没有停息过。1978年，芝加哥太阳报得悉有4家诊所为就诊妇女做不必要的堕胎手术以牟取暴利，随即派女性调查员到私人诊所暗访。调查员假装要进行怀孕检测，买了男性尿样送去化验，结果在这些男性尿样测试中却得出了阳性结果，调查员因此被建议去做堕胎手术。为了深入调查，报社工作人员隐瞒身份，在所有4家诊所和2家代理所获得了正式工作。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发现不少女性即使没有怀孕也被做了堕胎手术，同时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包括误诊引发的命案。为了使自己的目击证明更有说明力，暗访人员从诊所偷拍了100多张医疗记录，这种偷拍行为在所在的州属违法行为。1978年11月，芝加哥太阳报发表了关于此事的系列报道，社会反响强烈。随后该州通过了几项法律来管理对外接受病人堕胎的诊所。涉案医生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离开了该州。一家诊所起诉报社但被法院驳回。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引起轰动的“调查性报道〞，没有暗访，就不会有报道的成功。但是，由于这组报道采用了暗访这一“欺骗性〞手段，因而没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因此，即便动机纯粹，而且事实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介入式暗访仍然面临着道德的拷问：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是否应该？或者说，为了到达合道德的“目的〞，是否可以采用不合道德的“手段〞？特别是在舍此手段就不能到达目的的情况下该如何权衡？ 　　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的认识是要严守道德准那么，不搞欺骗式采访。典型的说法来自于普利策奖的评委们：“报纸本身获取新闻时不老实，怎能为老实和尊严而奋斗？〞大哲学家康德也坚持道德原那么无条件地不容例外，欺骗这种行为无论任何时候都是错的，即使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做道德上正确的事而不管结果如何。具体到我国的新闻操作标准中，根本上也认同这一原那么。如2022年中宣部印发的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法第四条第四点就规定：“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素材，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不搞隐蔽拍摄、录音。〞 　　但是，这种手段的“道德纯洁主义〞也潜藏着不道德的风险。群众媒体肩负着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舆论监督责任。而社会丑恶现象一般总是在暗中进行的，依靠记者的正常采访有时很难获取事实的真相。就像上述芝加哥太阳报的例子，如果不是去暗访，公开采访只会一无所获，甚至打草惊蛇。如果直接通知执法部门，这不符合新闻媒体探求真相的职业价值，事件也可能最终不会得到正确处理。因此，放弃暗访这一“不道德〞的采访手段，有时意味着媒体只能背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任由不道德甚至不法行为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有人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对客观发生的事情进行报道，是一名记录者，不应该是参与者、制造者。问题在于，有时候如果不亲身参与就无法当记录员，就无法揭露损害公众利益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让传媒面对丑恶现象而不作为，明知公众利益受到损害而只能袖手旁观，是置媒体于不义的境地，这本身也是一种不道德。 　　因此，将暗访一棍子打死并不符合道德原那么，可以说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从学理上讲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所谓道德权变，就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景中，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利益损失，或者为了维护更大的道德价值，对自己所认可的某项道德准那么所采取的暂时背离行为。道德权变的特点，一是成认准那么的先在性，或者说成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那么；二是强调在特殊情况下准那么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那么的暂时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实现某个更大的道德价值，或者说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那么。③ 　　可见，暗访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规采访形式，只有在追求的目的具有更大道德价值时才能暂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换句话说，拒绝暗访是原那么，采用暗访是例外。至于什么情况可归结为例外，需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总体而言，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事件的价值高于新闻的职业价值，报道该事件的意义比维护新闻职业自身的声誉更重要。通过报道该事件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公众利益，为此可以适当牺牲职业声誉和道德，这表达了公众利益高于职业利益的原那么。如人民的生命财产遭遇严重威胁，或者是危害社会的分子如果不揭露就无法得到惩罚，上述芝加哥太阳报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例子。 　　二是除了暗访再没有别的手段可以获取信息。有时候由于环境的约束，为了获得一个重要报道，就必须采取暗访这一手段，否那么公众利益就会受损。就如西赛拉•博克在其撒谎一书中建议：老实的选择是在采取任何形式的欺骗或不正当手段之前经过深思熟虑才进行的。合理的理由是除了暗中的调查之外，没有其它手段可以得到所需材料。④ 　　如果上述条件能够满足，介入式暗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为了减少道德瑕疵，在具体操作上必须尽量少用欺骗手段。如芝加哥太阳报的工作人员去暗访的私人诊所求职时，提交的个人履历中只是隐去从事媒体职业这一项，其它内容完全属实，这就可以尽可能地弥补道德缺陷。 　　此外，记者还需要严格把握暗访的“不道德程度〞。无论如何，暗访手段的使用不应该逾越法律的底线。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作为一种非权力性标准，它更多需要个体的自律来维持。而自律是有弹性的，它的边界就是法律。道德问题的争论常常退回到需要交由法律来裁决的窘境，这虽然是一种无奈，却也是道德固守的最后防线。如果记者在暗访中违法，即使理由再充分，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记者在危急时刻出于对公众利益的维护而“不得不〞违法也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来考虑减免刑责，这与普通公民见义勇为没有什么两样，公众利益的理由不是记者可以违法的“通行证〞。 　　对照上述原那么和条件，我们可以对“茶水发炎〞事件的报道做一具体分析。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筹划报道这一事件是为了公众利益吗？这种介入式暗访是必须使用的唯一手段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有疑问，这一选题表达了明显的公共利益。医疗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今天，医疗与教育、住房一起成为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记者为民众代言，试图揭露医疗黑幕，完全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就像报道中所言，“这段时间，针对医院前来投诉的人很多：杭州的一位陈女士看了个小病花了两千多元，病历和药物的明细单都没有；一个医院口腔门诊部花4000块钱给患者装的烤瓷牙居然是个合金的假货……〞如果媒体及记者对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熟视无睹那倒是不正常的，是对公众利益的麻木。 　　因此，第二个问题就成为关键所在，那就是记者是否必须采取“以茶充尿〞的欺骗性手段。这里面实际上又包含两个小问题：一，是否必须采用欺骗性手段？二，“以茶充尿〞这一具体的欺骗做法是否适当？ 　　从理论上讲，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既符合公众利益，也是医院和广阔医务人员的利益所在。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想揭露医疗效劳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依靠公开采访想到达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来被批评方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自身存在的问题；二来医院掌握着医学专业知识，作为门外汉的记者很难从一堆充满专业术语的材料中发现问题所在。因此，暗访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相对容易获取真实信息，直观反映医疗行业弊端的好方法。 　　既然欺骗性手段的使用是没有方法的方法，那就需要考察假冒病人、以茶充尿的做法是不是适当的选择。当事记者称这一“灵感〞来自于某专家的一句戏言，但从效果上看，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总体上是失败的。因为医学实验证明茶水确实会“发炎〞，这与医德医风无关。虽然在具体操作上记者的表现是标准的，他们不仅去10家医院都用同一杯茶水，还与电视台合作进行了全程摄像记录以确保事实的真实性。但由于以茶充尿的化验结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谈不上是医院和医生之错，因而反有了误导公众、哗众取宠之嫌。但由此就得出记者违反职业道德的结论，也有点冤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茶水会“发炎〞，事实上连医务人员和医学专家也是事后经过反复试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记者是外行，自然更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可见记者的这种“不道德〞行为并不是主观使然，他们出于正确的目的，却选择了“错误〞的不道德手段，目的的高尚没能遮蔽手段的道德缺陷，暗访的道德风险被凸显和放大。这也提醒媒体从业人员，记者不是全能的，涉及专业性强的领域，想当然和自以为是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因此，“茶水发炎〞事件的核心，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性手段。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当事记者栽了跟斗，既惹恼了医生群体，也没有起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报道引起了全国医生的反弹，众多医生自发参与“茶水尿常规〞化验，有医生说，“记者用茶水泼了我们一身，我们用茶水证明我们的清白〞。丁香园网站从媒体的众多评论中挑出批评记者的内容加以整合，对那些认同记者做法的言论展开批驳，俨然成为医生群体与记者对抗的话语平台。加上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记者的做法有违职业道德，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说，这是一起由于不正确地使用暗访手段而“引火上身〞的失败案例，它给所有媒体人敲响了警钟：要警惕暗访的道德风险。它或许会给新闻职业赢得尊重，但更可能带来对于这一职业的疑心和抵抗。 　　除了道德风险，这种介入式暗访的法律风险也如影随形。有律师撰文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看“茶水事件〞，记者冒充患者、提供假尿液的行为违反老实信用原那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那么看，“茶水事件〞中记者对外发表的言论有侵害医院的名誉权的嫌疑。因此，新闻暗访中与道德风险同在的还有潜在的法律风险，可说是暗礁重重。 　　“茶水发炎〞事件为我们全面审视暗访这一非常规但又被经常使用的采访手段提供了契机。必须成认，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