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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篇
2023
白马
天道酬勤
白马篇
黄秋云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23〕02-0000-01
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产生于礼崩乐坏、征伐兼并的春秋之际。游侠的社会存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从先秦散文到现代新武侠小说,游侠在文人笔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而游侠精神也深深地积存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之中,成为以儒道为主的国民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
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为游侠立传,到游侠逐渐成为统治者所仇视的对象而彻底绝迹于正史,游侠成为了千古文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寄托和理想归宿。而第一个以诗的形式表露自己游侠思想的文人,大概就是曹植了,他的白马篇正是他理想中自我形象的写照。同时,他也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园地,为封建社会中的不遇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
从陶渊明到李白,从唐朝的边塞诗到宋代的豪放词,无一不见侠意识的踪迹。游侠由史到诗的文化现象,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而第一次以文人的眼光来描绘游侠的白马篇,就首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一、司马迁的游侠观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说明了他的游侠观:“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接着,他又直接和间接地提出了“布衣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卿相之侠〞、“豪暴之侠〞等称谓,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游侠认识的深刻性和全面性。而他所提出的“侠客之义〞正是对后世影响异常深刻的侠文化的核心。
司马迁看待游侠,更多的是从积极的方面其精神的荣耀,他对游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舍己为人、除暴安良等行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他看到的是这种正义行为给内心不平而又无处申诉的广阔弱势群体所带来的压抑精神的伸张、心灵的慰安和虚幻中的平衡。在他的笔下,战国四公子、侯嬴、朱亥、朱家、剧孟、郭解等十几位令人扼腕慨叹的形象即是其理想化游侠观的实证,这些人所展现的是令人感奋、催人振发的侠客之义,一种几乎纯粹的完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与侠在文化上各有侧重的,侠代表的是尚武传统,儒代表的是礼乐传统。侠强调个性的张扬,儒强调道德伦理对个性的制约与引导。但从深层人格构造来看,他们又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儒家强调见义勇为,这与游侠观念的核心“信义〞是异曲同工的。司马迁的游侠观流露出来的是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其感慨所由,乃是因为入世心理受到强烈冲击,出现不平,从而寻求一种现世中的宣泄,获取心灵的慰藉与平衡。在司马迁的游侠观念中,儒家思想似乎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而是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行为。
此时,司马迁虽然能以史宣泄心中之不平,但他还只是从文人和历史学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游侠的赞扬和同情。而开创了文人以游侠自况的先河,在诗歌中以游侠的形象寄托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正是曹植。他在白马篇中塑造的少年游侠,有着英勇豪迈的气概和忠贞为国的崇高品质,正是他心中志气的反映。
二、白马篇的侠意象解读
建安时代是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伴随着汉末政权的动乱和经学的式微,士阶层的人格独立意识和立功扬名思想空前高涨。作为建安时期最具才华的诗人曹植,一方面,他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儒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豪迈的报国之志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又“任性自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作风简易放达,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彰显出魏晋风流的姿态。
白马篇是曹植早期诗歌的代表,这是一篇歌颂青春理想的赞歌,以浪漫的笔调塑造了一个风度翩翩、武艺高强的游侠形象: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假设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贵族公子、少年侯王,曹植有着洒脱不羁的性格、卓尔不群的才华,他非常渴望做一个游侠式的英雄。所以,他赋予了诗歌中的游侠少年无限的青春活力与生命激情。显然,少年游侠的身上有着曹植自身的投影,这正是“自觉为文〞的开始。白马篇无论是在诗歌的乐府形式,还是在诗歌的意象题材上都为后世的诗人尤其是以李白等为代表的唐代诗人作出了表率。
而这个少年游侠与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游侠少年的武技身手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诗歌中的幽并游侠儿,勤学苦练,成就一身娴熟精湛的骑射功夫,因而在面对强敌的时候能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这里也表现出曹植对武勇精神的推崇,这与司马迁更注重的侠义精神是有所区别的。
曹植诗歌中的游侠形象使原本“不轨于正义〞的狭隘游侠精神渐趋消失,使先秦狭隘的游侠思想得以升华,这种游侠形象及其功业理想对后世游侠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突破了市井游侠的狭隘的英雄主义价值观,还为后世游侠提供了一种人生价值实现的选择模式:抵抗外族侵略的为国捐躯和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而白马篇首创游侠形象与边塞背景相结合,把游侠精神置于开阔宏大的边塞环境中加以表现和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游侠诗向边塞诗的转变,开了唐代边塞游侠诗的先河。
三、唐诗对白马篇的承变
曹植通过对游侠形象的铺陈描写,确立了崇侠、咏侠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念的诗歌主题。这个主题在唐代诗人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如唐代游侠诗中赞颂功成不受赏的游侠精神,“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王维不遇咏〕等。
当然,唐代诗人更喜欢的是以游侠自况,如卢照邻的“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刘生〕;杨炯的“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王昌龄的“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少年行〕;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少年行〕。最突出的是李白,诗中有剑,诗中有侠的,总数不下百首。这些诗歌都热情地赞扬了游侠的行为和精神,并且或多或少地寄寓了诗人自身的愿望和理想。
唐代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封建礼教束缚的相对松弛和个人主观精神的昂扬发奋,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自由。如早年胸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大志的杜甫,“放纵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壮游〕,唱出了“白刃仇不义,黄金须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遣怀〕的铮铮豪言。手无缚鸡之力,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其笔下的侠形象也颇具特色,“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少年行〕
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已更多地将侠衍变为一种侠义气质的追求,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一种理想人格的崇拜。歌咏对象内涵的赋新和外延的引申,表达出艺术容量和审美空间的扩大,即使沿用乐府,也生发出许多变体和新题。咏侠诗已完全跳出魏晋六朝的窠臼,并以神采飞扬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咏侠诗的顶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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